伯金佛教文獻館

亞歷山大·伯金博士的佛學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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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和佛教的對話

亞歷山大•伯金博士
1995年11月,2006年11月修改

親身投入

我個人關於伊斯蘭教 – – 佛教對話的投入是多年來逐漸發展的。在進行關於佛教的環球演講中,我訪問了一些穆斯林國家。其中在有些國家並沒有涉及穆斯林聽眾。例如在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我的聽眾是華裔佛教徒,但是我偶爾也和他們探討他們與國內佔多數的穆斯林的關係問題。我也給中亞幾個穆斯林共和國如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大學生、大學教師、靈修者做了報告。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伊斯蘭遺產知之甚少,而對佛教和其它世界性宗教和哲學如何解決後蘇聯的問題頗感興趣。1994年,在中亞做了廣泛的旅行之後,進一步意識到伊斯蘭教 – – 佛教的合作對處理那裡更為迫切的社會問題之潛力時,我恰才投入到一個特定的伊斯蘭教 – – 佛教對話當中。

毛里求斯

1994年下半年,我開始了這一對話的非洲之旅,特別在毛里求斯和桑給巴爾。這兩個島國是南亞到非洲大陸海洛因交易的主要中轉站。在會晤毛里求斯總統(他是土著的印度穆斯林)時,我們討論了失業青年中的毒品氾濫,以及毛里求斯宗教社團如何對此處理等問題。總統表達了對這一問題和我相同的關注,對宗教灌注自愛思想、社會支持、激發受影響者的倫理道德等方面和我深有同感。後來,我在毛里求斯大學做了“現代社會下的道德價值召喚:藏傳佛教給予我們什麼”的演講。演講反響熱烈。

桑給巴爾

桑給巴爾95%人口是穆斯林。在那裡我會見了地方領導人,了解到人們通過伊斯蘭教幫助那些想戒掉毒癮的人成功戒毒的切實例子。當吸毒者每天都專注於沐浴、五次禮拜時,他們沒有空虛、閒暇的時日去吸毒。這些例子為吸食毒品的佛教徒得惠於磕頭等行為的想法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土耳其

1995年春造訪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期間,我會見了馬爾馬拉大學伊斯蘭教神學院的伊斯蘭法律和宗教哲學系的主任和教授。我提議從伊斯蘭教法的角度觀照佛教,就當前大批回族留居西藏面臨的問題進行會議討論,支持佛教 – – 伊斯蘭教的宗教和諧。從十七世紀以來就有穆斯林群體定居西藏,他們很好地融入了這個佛教徒佔絕對數量的社會,並且至今享受著五世達賴喇嘛給予的法律特權。然而,現在大批人從漢地進入西藏,造成了地方的緊張。

[見: 中原穆斯林的歷史速寫西藏穆斯林的歷史速寫回族穆斯林和藏人及其維吾爾人的關係,1996年。]

教授們認為與佛教徒和諧共存,伊斯蘭教方面沒有問題。他們給出三條理由:有些現代伊斯蘭教學者認為先知宰洛祈福禮 – – “來自祈福禮的人”在《古蘭經》中提到了兩次(21.85和38.48),即指釋迦牟尼。因為“祈福禮”即佛陀母國 – – 迦毘羅的阿拉伯語翻譯。他們還說,《古蘭經》中提到的無花果樹是菩提樹,佛陀即在此樹下達到覺悟。《古蘭經》上說宰洛祈福禮的追隨者是正直的。其次,比魯尼和沙裡斯坦 – – 兩位分別於十一、十二世紀到過印度的伊斯蘭教學者記載了當時印度的宗教情況,在解釋當地人如何看待佛陀的語境中,他們稱佛陀為“先知”。再次,十七世紀來自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定居西藏,他們依據伊斯蘭教律法和當地的藏族婦女結婚安家。

教授們解釋說,伊斯蘭教對所有“有經人”寬容。 “有經人”指接受獨一造物主的信眾。在八世紀至十世紀阿拉伯治下的信德,伊斯蘭法尤其把“有經人”的概念延伸到佛教徒那裡,給予和他們治下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相同的地位和權利。我曾經指出,阿拉伯穆斯林在八世紀向中亞擴張過程中首先接觸了位於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的佛教徒。在那裡,流傳最廣泛的佛經是古突厥語本的,稍後是粟特語本。在這些語言中,“達摩”被翻譯成“nom”,這是一個希臘語藉詞,意思是“法律”。回鶻突厥人(回鶻原稱回紇,唐德宗元和四年時改稱回鶻。由於英文中二者拼寫相同,因此統譯成回鶻 – – 譯註)和蒙古人從粟特語中藉用這個詞彙,也指“書”。這樣,通過中世紀的中亞,佛教徒作為“有達摩的人”也可能被理解成“有經人”。

印度尼西亞

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度尼西亞有六種官方許可的宗教 – – 伊斯蘭教、天主教、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原因基於這些宗教都接受一個造物主。為了滿足這一要求,印度尼西亞的佛教徒將時輪大法中的本初佛 – – 最初始之佛認定為造物主。正如阿底峽遊歷時所記述,時輪大法在十紀後期的印度尼西亞尤其盛行。現在,關於此法的教義在印尼已罕為人知。

1988年,在印度尼西亞的一個巡迴演講中,我和僧人們就佛教中關於上帝的問題做了諸多討論。既然本初佛可以被詮釋為明光般本初清淨的心性,既然輪迴和涅磐的表像是心識的功能或造化,我們得出結論認為,沒有理由為佛教徒接受一個造物主而感到不自在。佛教認為本初佛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駐於每個有情眾生。就上帝的本質而言,這是一個神學性質上的差異。許多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思想家斷言上帝是抽象的,存在與萬物當中。正如穆斯林所言,“真主有許多名號”。

因此,根據在印度尼西亞的經歷,我同意佛教以本初佛為基礎,確實接受一個造物主,但對此有自己獨特的詮釋。一旦達成這個共識,在土耳其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和伊斯蘭教神學家們輕鬆地展開對話。同年,他們隨後邀請我到大學給學生和教師進行佛教和佛教 – – 伊斯蘭教關係的演講。

達賴喇嘛尊者和西部非洲蘇菲精神導師的對話

多年以來,達賴喇嘛尊者和世界上伊斯蘭教領袖們多有接觸。我從土耳其返回印度之後我陪伴迪爾梅奏•迪阿洛博士 – – 西非幾內亞世襲的蘇菲宗教領袖來到達蘭薩拉會晤達賴喇嘛尊者。在謁見前,迪阿洛博士和我就“有經人”的問題進一步做了討論。迪阿洛博士認為“有經人”指信奉“基源的傳統”的人。這可以稱為是安拉或者說是上帝的智慧,或者如我給他所說,是基源的徹悟。據此,他欣然接受,基源傳統之智慧不僅是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所受啟的,也是佛陀所受啟的。如果人們信奉這種內在的基源的傳統及其智慧,他們就是“有經人”。但是,如果這種傳統及智慧反人類和宇宙基本的優秀而聰慧之本性,那麼它們也不是“經”。

因此,在此意義上說佛陀是上帝的一位先知是合理的,這也很符合土耳其學者們將“有經人”解釋為接受創世之主的說法。本初佛作為明光清淨的心性,不僅是基源的徹悟,而且是諸顯現之造化者。迪爾梅奏•迪阿洛博士對此頗為心悅,並念誦了一段“聖訓”。這段聖訓教導教民要尋求知識,即使它遠在中國。

迪阿洛博士本人就力行這一段聖訓。最後一天,他出席了達賴喇嘛尊者講授關於寂天所著的《入菩薩行論》,包括其後所做的觀音菩薩灌頂。他尤其受到菩薩咒的感染。在西非的蘇菲傳統中,同樣有一種完全超越語言、為一切造化萬物尋求完美的功幹。

在訪問的最後一天,迪阿​​洛博士和達賴喇嘛尊者作了私人會晤。這位儀態莊重、身著優雅的白色長袍的非洲精神領袖在達賴喇嘛尊者面前情緒激動、潸然淚下。達賴喇嘛尊者沒有像平時一樣招呼侍從,他親自到休息室取回一條毛巾,遞給蘇菲大師拭淚。迪阿洛博士贈給達賴喇嘛尊者一條傳統的穆斯林頭巾。達賴喇嘛尊者毫不猶豫、將頭巾戴上,直到會晤結束。

達賴喇嘛尊者說,如果穆斯林和佛教徒在思考方式上靈活一點,卓有成效、坦誠佈公的對話無不可能。這次交流非常熱烈、富於感染。達賴喇嘛尊者詢問了很多關於蘇菲冥修的傳統,尤其是西非傳統中強調對愛、憐憫和奉獻的實踐。在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後,迪阿洛博士多年流亡德國。他和達賴喇嘛尊者之間有很多共同點。他們二人都表示在將來要繼續佛教 – 伊斯蘭教對話。

返回土耳其

1995年底,我再次訪問中東。在伊斯坦布爾的馬爾馬拉大學伊斯蘭教神學院,我給哲學系的教師畢業生做了報告。該係為土耳其全國培養伊斯蘭教宗教教師和伊斯蘭教以及其它宗教(包括佛教)的中學教師。教師們對建立伊斯蘭教 – – 佛教對話極其熱情。我們探討了創世、天啟、道德本源等問題。伊斯蘭教強調上帝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抽象的創造原理。有些伊斯蘭教神學學派認為創世沒有開始。就以明光般的心識為無始現象之無始造物主而言,我們有一個活躍而友好的對話基礎。

我在這所大學的初次會談發表在當地一家頗為流行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雜誌上,該雜誌不僅在土耳其,在中亞各伊斯蘭教諸國也被廣泛閱讀。我所訪問學院的協調人說他將在這家雜誌上發表我這次所提交講演稿的土耳其譯文。講稿內容是有關佛教理論及歷史,特別是佛教在中亞突厥諸民族中的歷史,以及全球的佛教現狀。我不僅受邀於1996年底再次訪問該學院,而且要與孔亞的蘇菲領導、土耳其其他大學師生舉行了類似的座談。

埃及

土耳其之旅後,我去了埃及。在那兒,我受邀在開羅大學做演講。我接觸的第一個團體是政治與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的教職員。他們要求我發表關於“佛教思想對亞洲政治與經濟之影響”的演說。他們尤其想知道佛教教義如何作用於“亞洲四小龍”諸國的經濟騰飛,希望據此利用伊斯蘭教的支持使埃及成為“非洲和中東之龍”。他們也希望了解亞洲及其宗教,以便和這些地區形成更好的政治經濟聯繫。他們不想在穆斯林都是原教旨主義者、狂熱恐怖分子的誤解中被孤立。

這是該學院關於佛教思想的第一次演講。人們興趣強烈,熱情高漲。他們要求我提供一篇文章,從伊斯蘭教視角可以理解的方式介紹佛教基本教義。文章將以英語和阿拉伯語在《亞洲專集》上刊載,該文集在所有阿拉伯語國家發行。1996年6月該期文集出版。

[見: 從伊斯蘭教的視角介紹佛教。]

第二天,我給藝術系一年級的三百名研究生在一堂有關亞洲哲學的演講中就佛教基本教義做了報告,接著在一個本科生的哲學研究會上也做了演講。學生和工作人員以同樣的方式,前共產主義世界的人被餓死在對亞洲的信息。然而,這不,在一個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精神搜索,但更獲得通過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其餘部分與世界的聯繫。最後,在兩場演講結束的早上,十五名埃及外交官在埃及駐巴基斯坦的領事館遭恐怖分子炸彈襲擊身亡,學校里大批學生在抗議。大批的軍警、裝甲車展開行動,有些人被逮捕。我們必須繞道進入校園。在教學樓外那樣的氛圍裡講佛教真是別有興味。

約旦

我訪問的最後一站是約旦的馬夫拉克。在那兒,我受邀訪問艾爾-貝特大學。這所國際性大學於1994年主要由約旦政府創立。學校有2000多名學生,其中一半來自穆斯林國家,還有為數可觀的歐洲、北美基督教學生和大量外籍教師。學校創立的目的是擴大伊斯蘭教的七大傳統之間、以及伊斯蘭教和其它世界宗教間的相互了解。我會見了校長,他作為組織者和主要發言人之一將於1995年12月去日本參加一個有關增進佛教 – 伊斯蘭教相互了解的會議。他表達了將來在約旦主辦類似會議的興趣。他邀請我1996年年底重訪艾爾-貝特大學,進行佛教與西藏、以及二者與伊斯蘭教關係的系列演講,並繼續這種對話。校長希望在學校圖書館設立佛教區,並要求我為此提供書目。

在艾爾-貝特大學貝特-希克麥政治科學高等學院,我和教師們就伊斯蘭教與佛教之間在現代和古代亞洲的相互影響進行了對話。他們特別關注馬來西亞 – – 印度尼西亞地區,對了解其他地區亦興趣盎然。他們要我就泛穆斯林數據庫通報介紹西藏穆斯林情況,並邀請我再次訪問,討論經濟發展中佛教倫理的作用。我還碰到了來自摩洛哥和敘利亞的訪問學者,他們同樣對類似的對話興趣濃厚。

未來展望

正如我所經歷,伊斯蘭教 – – 佛教對話的主要目的是教育 – – 使互相對對方的信仰和文化有更多了解。印度西藏文獻檔案圖書館的藏人著作和檔案在滿足這個目標方面起著引領作用。他們已經開始和經我取得聯繫的伊斯蘭各國的大學圖書館交 ​​流圖書雜誌。同時,他們也正和中亞前蘇聯的諸伊斯蘭共和國各大學建立合作,以對佛教 – – 伊斯蘭教相互影響的歷史作進一步研究。交流和合作的前景是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