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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國之前的佛教-伊斯蘭教文化之間的歷史互動

亞力山大•伯金博士,1995年
略作修訂2003年1月,2006年12月

第三部分:伊斯蘭教在突厥諸民族中的傳播及發揚(840 – 1206年)

(十六)圍困于闐解析

唐古特人的政治和宗教思潮

隨著947年在蒙古里亞、滿洲和漢地中國北部部分地區建立契丹大遼王朝、北宋於960年重新統一中國餘部,唐古特人從東部和北部都感受到了壓力。他們佔據著甘肅南部、寧夏和陝西西部這一從中亞通往北宋治統治下的長安 – – 絲綢之路東端的戰略門戶地區。儘管從西方的貿易可以經甘肅走廊、通過宗喀而繞開唐古特人區域,但該地區擁有絲綢之路在這一地段最直接的通道,因此諸多勢力都意欲奪取。然而,唐古特人抵制住了所有進攻。經過和契丹、北宋的長期戰爭,982年唐古特人首領李繼遷(統治時期982 – 1226年)自號為獨立的唐古特王朝(982 – 1226年)的首任皇帝,漢人稱之西夏而藏人稱之彌藥。

在隨後的半個世紀中,為了向西擴張、控制更多的絲綢之路,唐古特人和黃頭回鶻、宗喀藏人組成的近鄰聯軍戰亂不絕如縷,北宋和上述兩者都保持了友好關係,試圖將他們從契丹的勢力範圍中拉攏出來。結果,唐古特人和北宋俱與日益威脅北方的契丹交惡。

7世紀,佛教最初從中國唐朝傳入唐古特。藏王朗達瑪滅佛時,三名僧人逃離土蕃到宗喀。他們向當地一名佛教徒進行宗教指導,並取法號格瓦桑。實際上,這一新僧隨後進入唐古特境內以求深造,這表明在那一時期,佛教已經在唐古特人中普遍流行,至少在貴族階層中如此。

傳統的唐古特人信仰是一種絕大多數蒙古里亞草原民族信奉的薩滿教的、非儒教式的祖先崇拜和騰格里崇拜的混合。和突厥人相似,唐古特人也有聖山崇拜,他們認為那是其統治者權力之所出。儘管唐古特皇帝李繼遷登基時建宗廟以彰顯其傳統,以此贏得了廣泛的群眾支持,但皇帝也尊重佛教。例如,他要求皇太子李德明(統治時期1004 – 1031年)從幼衝時起就研修佛法。

藏人地區之形式

於此同時,中部土蕃也正從842年朗達瑪遭暗殺後的內亂中緩慢恢復。929年,幾經最後一位贊普的繼子及其繼任者的衰弱統治,土蕃分裂成兩個王國。一個王國在中部土蕃延續著虛弱的政治狀態,另一個王國 – – 古格王朝在西部的古象雄安身。最終,兩個王國的興趣都落到了來自宗喀的僧人對佛教之復興上。

佛教在宗喀依然興盛,它並沒有受到朗達瑪滅佛的影響。930年,來自這一地區的藏人開始幫助將佛經由藏語翻譯成回鶻語。這是在契丹人將回鶻文字作為他們的第二套書寫系統之後五年,因此也是回鶻文化影響契丹達到鼎盛的時期。宗喀藏人和回鶻人的宗教合作是否完全排除了北方毗鄰的黃頭回鶻、或者更西的高昌回鶻人,現在還不得而知。這兩個突厥群體享有同一語言和文化。

藏人 – 回鶻人的宗教接觸及翻譯工作在10世紀後半期有所增加,在藏人和黃頭回鶻聯手對付唐古特人的戰爭期間尤其顯著。982年,即唐古特帝國建立同年,漢人朝聖者王延德造訪了黃頭回鶻的首府。據他記載,那裡的寺院超過五十座。

意希沃在西部土蕃復興佛教的努力

10世紀中葉,佛教寺院的戒律傳承在中部土蕃由三位來自中部土蕃的僧人復興。他們從宗喀輾轉到喀木(康)。結果,西部土蕃的古格藏王們大力恢復佛教,甚至超過了以前的狀況。971年,古格王意希沃派遣仁欽桑波(958 – 1055年)和二十一名青年到克什米爾接受宗教和語言教育。他們還訪問了北印度中部的佛學中心超戒寺。

這一時期,克什米爾正處在繼迦彌郭吒王朝之後的烏缽羅王朝(856 – 1003年)末期。烏缽羅時期見證了克什米爾大量的內戰和暴力。佛教在某些方面和印度教的裟埃維特形式相混合。然而10世紀初,北印度佛學中心佛教因明(邏輯)學的複興推動了克什米爾佛教。庫西瑪哥塔(統治時期950 – 958年)統治時期,佛教發展有一次短期受挫,這位好妒的印度教統治者毀滅了很多寺院。然而,在仁欽桑波訪問時,佛教正緩慢重建。

然而在當時,佛教在于闐達到鼎盛。于闐和西部土蕃有數世紀的交流,于闐和喀喇汗人在喀什噶爾的軍事鬥爭發生之際正值仁欽桑波離開土蕃之時,因此于闐也不再是一個可以安心學佛之地。再者,藏人希望從印度次大陸求得地道的梵文,從而直接翻譯佛經原典。于闐人對佛經常常採取意譯,而飽受佛教教義困惑的藏人渴望更為準確的理解。因此,儘管佛教在克什米爾地位不穩,但卻是唯一一個相對安全、距離較近的地方。藏人可以在此接受可靠的教育。

只有仁欽桑波在這一求學之旅中倖存,他在克什米爾和北印度的中央平原接受了訓練。988年,仁欽桑波返回西部土蕃時,意希沃已經建立了數個翻譯中心,翻譯人員中有仁欽桑波遣送到土蕃的、攜帶有大量佛經的克什米爾和印度的佛學高僧。從超戒寺延請的僧人開創了寺院戒律傳承的第二個系統。

在10世紀最後幾年裡,仁欽桑波在西部土蕃建立了數座寺院。地點包括現在跨喜馬拉雅地區印度的拉達克和斯比提。仁欽桑波又兩度訪問克什米爾,邀請藝術家裝飾寺院以吸引普通藏人民眾。當時儘管克什米爾發生王室更迭,建立了第一洛哈拉王系(1003 – 1101年),但是王朝更迭和平進行,沒有擾亂克什米爾佛教的現象。

喀喇汗人從982年 – – 即仁欽桑波返回土蕃前六年開始圍困于闐。他回到土蕃時,許多佛教徒已經作為難民蜂擁至西部土蕃,這無疑也助長了當地佛教的複興。這些難民可能來自喀什噶爾、喀什噶爾和于闐之間位於喀喇汗人補給線一帶地區。儘管當中大多人去土蕃要經由拉達克,他們並沒有西進留居在附近的克什米爾 – – 這是一個困難更少、路途更短的跋涉。這可能是因為古格王國在意希沃的強力統治和支持下的政治和宗教更加穩定之緣故。另一因素可能是該地區和土蕃長期的文化聯繫。821年,于闐僧人也因逃避迫害而逃亡到西部土蕃。

藏人對于闐的軍事援助

當喀喇汗人在930年代由佛教皈依伊斯蘭教時,西部土蕃的古格王國建政僅數年。古格王國是因於929年的王位繼承問題而從中部土蕃分裂出去而形成的一個政治實體,其初期軍力微弱,因而很難冒險與喀喇汗人因信仰相異而為敵。為了生存,它必須和鄰國保持友好關係。

然而,根據後來藏人的佛教史記載,大約在11世紀之交,古格王意希沃前往救援被困的于闐。無疑,源於對喀喇汗人政治擴張的擔心和保衛佛教的心願具有同樣分量。藏人和葛邏祿-喀喇汗人之間有過數世紀的聯盟關係,他們從未威脅過對方的領土。另外,土蕃一直將于闐作為自己天然的勢力範圍。因此,一旦喀喇汗人越過這一勢力範圍之雷池,兩個民族間的關係隨即改觀。

根據傳統的佛教史記載,古格王意希沃被喀喇汗人押作人質,但他拒絕臣民為他繳納贖金。他建議臣民就讓自己困死獄中,而拿贖金去邀請更多北印度的佛教大師,特別是超戒寺的阿底峽尊者。11世紀初期,有許多克什米爾高僧正造訪西部土蕃,而其中有不少人宣揚墮落的修行。由於在朗達瑪時期佛學中心遭到了毀滅,土蕃對佛教的理解不深,已經和上述墮落的修行相混雜。意希沃希望能夠正本清源。

關於意希沃的犧牲,眾多虔誠的宗教史之間頗不一致。于闐的圍困終結於1006年,而意希沃最後一次從宮中發布關於規範佛經翻譯誥令是在1027年。因此,戰爭期間他並沒有死在獄中。根據仁欽桑波的傳記,這位古格王是在本國首都病死的。

不過,這一不足憑信的記錄表明西部藏人在當時並非軍力強大。他們並沒有緩解于闐之困,也沒有對後來喀喇汗人向塔里木盆地南緣絲綢之路支線的擴張構成嚴重威脅。他們可能對保護生活在那一地區的藏人部落也愛莫能助。

喀喇汗人可能施行的戰略

高昌回鶻人控制著絲綢之路北部支線。儘管這一好爭的突厥民族並非好戰,他們卻是當時兵強馬壯的契丹人之附庸。例如,喀喇汗人如果要在庫車附近向高昌領土發動進攻,契丹人無疑就會被拖入戰爭。而在另一方面,于闐似乎缺乏一種尚武傳統,更加容易被擊垮。儘管于闐派遣使團到好幾個漢人朝廷求救,但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而古格王國很難對他們的衛國之戰作出有效援助。

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棄置之後,于闐人於938年重新開放了絲綢之路南部支線,從而再一次同漢地中國開始玉石交易。然而,除了幾個藏人部落,這一支線幾乎人跡渺無、防守幾近空虛。征服絲綢之路北線需要發動一系列戰爭以奪取從庫車到吐魯番的高昌回鶻人的所有綠洲地區,而奪取南線可一戰而定 – – 即攻打于闐。

喀喇汗帝國疆域東接于闐,經喀什噶爾,直到粟特各主要城市。如果喀喇汗人能夠征服于闐並和其帝國相接壤,他們將自然控制中亞遠達敦煌的絲綢之路南線。該路線在敦煌和北線交接。這樣,他們就控制了另一條商道,從而直接穿越高昌人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北部,並且名利雙收。這樣,他們就無鬚髮動一場要使高昌俯首的戰爭,而只是通過將其從絲綢之路貿易中剔除、在經濟上取而代之。然而,構成奪取絲綢之路南線之戰略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東部各城邦會如何應對喀喇汗人的猛攻。

與唐古特的聯繫

黃頭回鶻自990年代征服獨立的歸義軍政權以來統治著敦煌。敦煌位於塔里木盆地南緣東端,和絲綢之路北線交界。黃頭回鶻自930年代處在契丹宗主統治後,其領土向東南擴展並囊括了絲綢之路經由的甘肅走廊。這一路線經過唐古特控制的、由此進入漢地中國的甘肅南部;或可南下到達青海湖地區 – – 由藏人的宗喀王國控制的阿拉伯 – 藏人貿易終端。

這一時期,唐古特人對北宋敵意頗深,他們封鎖了經由其領土到漢地中國的貿易,自己成為這些商品的接收者。結果,通往漢地中國的商道要繞開唐古特人,從南面黃頭回鶻的領地經由宗喀再到彼地。因此,982年隨著唐古特王朝建立,皇帝李繼遷立即發動了擴張戰爭以佔領黃頭回鶻和宗喀人的土地,以斷絕北宋到中亞和西方的所有通道。

遵循“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古典戰略思路,喀喇汗人迅速和唐古特人建立友好關係。後者的心儀佛教並沒有成為二者外交談判之障礙。經濟利益攸關時,地緣政治的考慮壓倒了宗教因素。

和唐古特人可能達成的軍事協議

儘管沒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從喀喇汗人發動對于闐的圍攻也是982年來看,喀喇汗人和唐古特人盟約是有理可循的。其中可能的一個條款就是如果唐古特人不妨礙喀喇汗人佔領于闐和塔里木盆地南部,喀喇汗人將作為回報不干涉唐古特人入侵甘肅餘部及青海湖地區。如果契丹人來護衛黃頭回鶻,唐古特人比喀喇汗人更便利驅逐來襲者。因為喀喇汗人自己要攻擊黃頭回鶻、同時又要對付契丹人,就需要一條穿越塔里木盆地南部無人區的補給線。

如果喀喇汗人和唐古特人的軍事進攻雙雙獲勝,他們將獲得對從土蕃東北、漢地中國邊界到撒馬爾罕這一南部絲綢之路無可爭辯的控制,並有效地清除北宋和高昌回鶻對上述貿易的染指。儘管于闐的佛教徒支持了喀什噶爾人對伊斯蘭教的反抗,這可能只是給喀喇汗人發動圍攻提供了道義上的口實。但是在那個時代,一個族群不會為軍事擴張尋找藉口。

如果對喀喇汗 – 唐古特之間互不侵犯盟約是否涉及于闐和甘肅走廊不加猜測,將系列事件過程作出合理解釋仍然可能。儘管兩個民族需要分享對絲綢之路貿易的控制,喀喇汗可汗們作為所有突厥部族的領袖,無疑也想將黃頭回鶻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如果和高昌回鶻或黃頭回鶻的直接軍事對抗可能因為契丹人的介入而太過冒險,取得前二者的歸順也別有途徑。

例如,如果征服南部塔里木盆地商道並將之與治下的西突厥斯坦相連接,喀喇汗可汗將在軍事和經濟上享受巨大的勝利,上述兩個突厥族群也將對可汗的神力深信不疑。可汗會因勝利而將被視作合法的突厥諸民族的統治者、聖山巴拉薩袞的護衛者。他們可能將放棄從契丹人手中重新得到烏都鞬的所有希望而轉投合法的領袖。看到可汗選擇了正確的信仰、皈依了伊斯蘭教,得到神力取得了聖山巴拉薩袞和塔里木盆地南部,他們也將自然由佛教轉信伊斯蘭教 – – 不是順服安拉,而是順服喀喇汗可汗。

可汗南征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目標無疑不是要因為正義之故而傳播伊斯蘭教、抑或為殉道者復仇。從近期看,這更像是為了取得經濟和土地實利;從長期看,可汗以一個域外宗教作為聯合機制以贏得突厥人的宗教皈依,將之作為取得對其政治忠誠之手段。這一結論來自此前的歷史範式,突厥領導者們曾率其民眾皈依佛教、薩滿教和摩尼教。然而,不管可汗的動機如何,眾多突厥人無疑對所皈依的伊斯蘭教很虔誠。

佛教在于闐消亡

關於喀喇汗人佔領于闐、隨即的圍困和後來的反抗等方面的記載,以及與于闐當地人有關的東西都不見史載。反抗被撲滅後一年,派往漢地中國的于闐朝貢兼貿易使團中只有突厥穆斯林。喀喇汗人的突厥語完全取代了于闐語、整個城邦伊斯蘭化,佛教業已完全消亡。

藏人和這一傳統屬地失去了聯繫,以至於于闐的藏語稱呼“黎”失去了其本意而作為以前的統治王朝 – – 李查維王朝的縮略來指稱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所有關于闐的佛教神話也轉到了加德滿都,例如,加德滿都是由文殊菩薩揮劍劈開一座大山排乾湖水而形成的。到12世紀至13世紀,藏人已經忘記了這一傳說曾和于闐有關。因此,藏傳佛教對意希沃被“噶洛人”、即喀喇汗葛邏祿人囚禁而犧牲的記錄卻出乎意料地發生在尼泊爾。儘管在1039年至1045年間尼泊爾正值內戰,那裡很難存在突厥部落。而當時的突厥人只有葛邏祿人。

將這一證據和此前的分析結合起來看,佛教在于闐人當中消失似乎是因為長達二十四年的圍困造成的人口縮減和後來殘存者的反抗被鎮壓之故,而非被迫改變信仰而皈依伊斯蘭教之故。聖山巴拉薩袞的護衛者喀喇汗人的部分努力是為了將所有突厥諸族統一在喀喇汗旗下,因此,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突厥人而非其統治下其他民族的皈依。例如1043年,喀喇汗人中一萬多突厥人一次性集體皈依伊斯蘭教。期間宰殺了兩萬頭牛作為祭祀,以志傳統的薩滿教風俗和這一事件的民族意義。

喀喇汗人以倭馬亞人、阿拔斯人和薩曼人為榜樣,對非突厥的非穆斯林給予受保護民的地位。和聶斯托里教徒保持這種關係的相關文件即是很好的證明。在喀喇汗人時期,撒馬爾罕仍然有一個聶斯托里教大主教。此外,1137年喀喇汗帝國被推翻後,喀什噶爾也接受了一位大主教。這表明在喀喇汗人統治期間,聶斯托里教仍然存在並得到寬容對待。可以推測,佛教在那裡的情形也當如此。特別是喀什噶爾後來的統治者都支持佛教,在他們統治期間還任命了數位佛教徒政治家。

事實上,儘管喀喇汗人對基督教寬容,在圍困于闐前有一個不大的聶斯托里教團體、兩座教堂,但之後就再也未見提及。這對此一結論增加了砝碼,即絕大多數于闐當地居民 – – 包括佛教徒和基督教徒 – – 在這場軍事佔領中被消滅殆盡。否則,和他們的喀什噶爾教胞一樣,于闐的聶斯托里教徒必然會在歷史記載中再次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