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金佛教文獻館

亞歷山大·伯金博士的佛學文獻館

切換至本頁文本格式. 快速進入主導航.

主頁 > 電子書 > 未出版手稿 > 蒙古帝國之前的佛教-伊斯蘭教文化之間的歷史互動 > (八)东突厥人的皈依

蒙古帝國之前的佛教-伊斯蘭教文化之間的歷史互動

亞力山大•伯金博士,1995年
略作修訂2003年1月,2006年12月

第二部分:早期阿拔斯哈里发帝国(750年 – 9世纪中叶)

(八)东突厥人的皈依

初次接触佛教

220年汉朝灭亡后,佛教在中国北部很强盛。中国北方处于分裂状态,先后为不同的非汉人统治。当中最大的佛教支持者当属地跨内蒙古和中原北部的拓拔氏北魏王朝(386年 – 535年)。

[地图十六:早期蒙古利亚。]

古突厥人 – – 史载最早操突厥语的民族,作为居住在拓拔氏治下城市中的金属加工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然而,他们的族源无疑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因为他们的圣山乌都鞬位于远离戈壁沙漠的另一侧、拓拔氏统治的蒙古里亚中部地区。

古突厥人信仰一种萨满教和西方学者称之为“腾格里崇拜”的混合形式。腾格里崇拜视“天”为超凡大神并崇拜一些山岳,以为它们是力量之源。腾格里崇拜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而是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几乎所有中亚草原上的民族当中,诸如突厥、蒙古、唐古特等。腾格里崇拜的突厥形式支撑了突厥人的社会结构。该结构基于部落层级,其中以一个部落为主导,其首领是所有部落世袭统治者的来源。

因此,根据突厥式的腾格里崇拜信仰,任何一个统治了乌都鞬的首领即被视为所有突厥部落的最高统治者 – – 大汗和突厥社会未来之体现者。如果突厥社会前景败落,可汗将被视为不可靠、甚至被献祭。他的儿子将承续大统。

怀着这种信仰体系,突厥人首先在拓拔氏治下的城市里遭遇佛教。而后者是尤其强调公众的虔诚和神职人员屈从政府的中国北方佛教形式。这种佛教的社会风格和突厥腾格里崇拜的部落层级思想正相合宜。

出于对拓拔氏统治的不满,大多数突厥人西迁甘肃,处在柔然政权统治下(400 – 551年)。柔然人控制着从库车到朝鲜边境的沙漠、草地森林、包括蒙古里亚一大部分地区。随着柔然人逐渐皈依东突厥斯坦绿洲诸城邦国于阗 – 吐火罗式的佛教并在境内传播这种佛教形式,古突厥人也接触了这一受伊朗影响的佛教。在索罗亚斯德教背景下,佛陀成为“万王之王”、“诸神之神”。

551年,土门可汗(又作布明可汗)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执掌了乌都鞬的守护权后,土门可汗宣布自己为大汗并建立了古突厥汗国。两年后,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

第一东突厥汗国(553 – 630年)以蒙古里亚为中心,为土门可汗之子木杆可汗(553 – 571年)所创建。帝国延袭了突厥萨满教和腾格里崇拜的信仰传统。由于该宗教传统缺乏组织结构,它无力提供一种锻造一个新民族的团结力量。可汗以柔然和拓拔氏魏国为模式,认识到佛教能胜任此事。由于突厥人已经熟悉中国北方式和吐火罗 – 于阗式佛教形式,可汗急于和这种信仰做进一步接触并使之适宜传统突厥信仰。正如佛教僧侣为中国北方佛教诸国的福祉进行祈祷,僧侣们也可以同样为东突厥汗国祈福。此外,恰如佛陀的近侍已囊括了所有琐罗亚斯德教诸神而以佛陀为主神之王,还可以再予扩大,涵容众多突厥神祗(腾格里)。

北魏分裂后,其诸小继承国延续着对北方佛教的支持。其中有两国 – – 北齐(550 – 577年)和北周(557 – 581年)成为东突厥汗国的附庸。为志友好,北齐政府为居留长安的6,000多突厥人建造了一座中国北方风格的佛教寺庙。作为对此友好行为的酬答,木杆可汗邀请数名汉僧北上其蒙古里亚驻地来教化民众。

采用粟特语为世俗语

作为柔然的继任者,东突厥人统治了吐鲁番的吐火罗绿洲地区。此前许多来自蒙古草原和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如拓拔魏已经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丧失了其民族认同。木杆可汗以之为前车之鉴,希望他的臣民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因此,东突厥汗国建立不久,他即向吐鲁番的粟特商团求助,为行政和财政运作提供一种非汉语的书面语。

可汗选择了粟特语,因为它是塔里木盆地唯一有书面形式的中亚语言。该语言的使用仅限于世俗事务,首先用于商务,其使用不仅在吐鲁番,在沿丝绸之路一线均有发现。当地土语如吐火罗语和于阗语在当时仍然严格地限制在口语使用中。

中原和粟特的宗教迫害

574 – 579年,即第二任东突厥可汗佗钵(572 – 581年)期间,东突厥汗国的附庸北齐和北周实施了一次灭佛运动。这主要是源于信奉道教的大臣对政府支持佛教的嫉妒。许多汉人僧侣和四位来访的喀布尔犍陀罗佛经译师在闍那崛多(528 – 605年)的带领下从长安逃到东突厥王廷。在那里,他们和十位刚从印度取得260部佛经以备翻译的汉人僧侣会合。后者和他们一样也受到突厥王廷蔽护。

大约在中国北方迫害佛教的同一时期,萨珊帝国胡斯洛一世(531 – 579年)正大肆迫害摩尼教和他认为是异端的伊朗和粟特的琐罗亚斯德教派别。这导致了上述教派受迫害的宗教人士流亡东突厥斯坦绿洲城邦的浪潮。摩尼传教者玛尔-撒特-奥尔米兹(600年)和流亡团体随行,由于他的努力,粟特人 – – 尤其在吐鲁番 – – 开始首次将他们在国内使用的安息语和叙利亚语的摩尼教经典翻译成粟特语。这样做的最大可能是出于他们相信自己的宗教团体有必要保持独立于国内政权更迭以及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

首批翻译成吐火罗语的佛经

自东突厥斯坦崛起至此,佛教经典的传抄、研究和诵读主要使用原初的印度诸语如梵语和犍陀罗普拉克里特语,有时也用汉文译本。没有证据显示佛教典籍当时已经被翻译成中亚诸语,更不用说用中亚语言去著述了。此类活动只是在6世纪中叶才稍显端倪。

时间上可追溯到这一时期的最早吐火罗语的佛教文本是将梵文经典翻译成吐鲁番方言。或许吐火罗佛教徒受粟特摩尼教徒上述行为的启发,也欲确保自身及文化特性之故。尽管早期吐火罗佛教大贤如鸠摩罗什(344 – 413年)已经积极投身于将印度佛经翻译成汉语的活动,吐火罗人仍然保持着自己基于梵文典籍的佛教形式。因为他们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绿洲为故土,和欧洲的源族无所接触,也因为他们的城市被不同域外强权先后统治,保持独立的文化特性对他们尤其重要。中原的佛教迫害进一步影响他们立志记录自己的语言、翻译自己的典籍。

粟特人这一时期放弃将佛教典籍翻译成母语

然而,吐鲁番的粟特佛教徒社团并没有以粟特摩尼教徒或者吐火罗佛教徒为榜样,将佛教典籍翻译成母语或者用母语进行书写。由于很多可能的复杂原因,这一行动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得以实施。让我们猜想其中的一些原因。

首先,东突厥斯坦的粟特人均属商人。因此,他们不同于吐火罗人,并没有感到对所居住城市具有特殊的归属感。他们一直将粟特视为母土,而非这些暂居地城市。确立了这一独特身份之后,当前的栖息地对他们并无归属感。

其次,寓居东突厥斯坦的粟特社团的宗教是多元的。维系他们的是职业和用于商务的书面语言。他们不像吐火罗人一样需要通过宗教来达此目的。此外,在信仰支持上,和除了粟特和萨珊帝国余部之外而无所求助的摩尼教粟特人不同,吐鲁番的粟特佛教徒可以求救于中国。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对自己宗教典籍的语言有特别的倚赖。无论对母土使用的梵文、犍陀罗普拉克里特语典籍,还是他们帮助编订的汉文典籍,他们同样感觉无所不适。尽管存在中国汉地的灭佛运动和粟特的宗教动荡,粟特佛教徒在当时显然没有发现将佛教典籍翻译成母语的任何理由。

如果东突厥斯坦的粟特佛教徒希望远离母土的宗教动荡,在他们的宗教实践中可以更多使用汉语。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摩尼教同胞面临着同样的形势 – – 除通过母语创建自己的传统外别无选择。既然文化上的身份特征基于世俗生活的诸方面,因为宗教需要而使用汉语,粟特的佛教徒显然并认为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之受到了威胁。事实上,东突厥斯坦的粟特佛教徒在宗教语言和生活上越来越依靠汉语及汉人传统的趋势极有可能受到来到他们中间的摩尼教粟特流亡者的驱动。因为后来也拒绝使用母语为宗教用语。

佛经翻译成古突厥语

但是,佗钵可汗对粟特人有特殊的考虑。作为新帝国的统治者,他并不希望臣民 – – 东突厥人 – – 在任何方面对汉语有所倚赖。他的前任延循了一项在世俗方面采用粟特语及其文字这一使用外语的政策。由于粟特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一举措不会有所威胁。然而,随着大批汉僧人流亡到东突厥汗国境内,佗钵可汗现在迫切感受到在臣民的宗教生活领域也需要确立和中国汉人不同的认同。因此,他选择了印度、中国北方和吐火罗 – 于阗三式混合的佛教形式,并将其扩展,涵纳了腾格里崇拜等诸元素。中国北方对佛教的迫害足以使他铭记摩尼教在粟特所受到的遭遇,促使他以吐鲁番的吐火罗佛教徒和粟特摩尼教徒为榜样。因此,他在位于蒙古里亚的首府建立了翻译机构,将佛教典籍翻译成独特的中亚形式。

为了和世俗方面保持一致,为自己的臣民建立一个统一的高级文化,佗钵可汗希望将粟特语同样用于宗教方面。然而,当时并没有粟特语的佛教典籍。粟特人基于个人使用而对汉语版本的佛教典籍倚赖日增。如果可汗没有粟特语的佛教典籍、如果使用新的吐火罗语译本、臣民们将必须再学习一门外语,这只会导致情形更加复杂。建立文化统一唯一可取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古突厥语的佛教典籍,但其书写袭用世俗的粟特文字。因此,可汗邀请了更多的粟特人到蒙古里亚,要求他们改编粟特字母以适应此项需求,并帮助供职于翻译机构的逃亡汉僧侣完成此项任务。

犍陀罗大师闍那崛多和汉僧同行。他最初主持翻译机构工作,对可汗的决定很快心领神会。大师此前在于阗有长期经历,因此能够不拘泥于严格的汉文模式。因此,正如可汗所希望,古突厥语翻译混合了印度、中国北方和吐火罗 – 于阗佛教的要素和腾格里崇拜等诸方面。这一工程大获成功,佛教不久就在普通民众中广泛流传,甚至深入东突厥宇内的士卒当中。

分析与总结

中亚历史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新王朝的初创者采用业已造就、组织完好的外来宗教作为国教以团结民众。这在本土宗教传统完全分裂或者被新兴王权的劲敌控制时,这一现象更会频繁发生。同时,统治者所采用的新宗教的域外势力也不可太过强大,否则,新王朝又面临丧失身份认同和独立的威胁。

东突厥人因而求诸粟特人而非汉人,以帮助他们巩固汗国。做出这一选择的另一原因无疑在于城市粟特商人使草原游牧的突厥人了解到了后者所征服的丝绸之路地区的价值,并使他们服膺的重要意义。突厥领导者很快意识到和粟特人的一体化将给突厥人自身带来巨大利益。

此外,尽管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摩尼教而非佛教,东突厥人寻求了后者而非前者作为维系他们之宗教。这可能是因为,尽管7世纪50年代佛教在中国北方受挫,但它仍然是当时那一地区最强大的宗教。

589年,东突厥人选择新宗教信仰的明智之举在隋朝创建者文帝时得到加强。文帝在佛教的旗帜下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汉地。这一印度宗教在强力锻造另一个新王朝的过程中展现了它的超然威力。随着隋朝利用整个中国北方的军事结盟消灭突厥的努力失败,后者决定用运自己的语言和粟特文字实践这一信仰的明智同样再次得到确证。

一百多年以后,当暾欲谷劝说第二突厥汗国的可汗们放弃佛教而回归突厥萨满教传统的腾格里崇拜信仰风俗时,当中主要原因在于6世纪30年代唐朝消灭第一突厥汗国时佛教表现出的软弱。因此,为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提供卓绝的力量成为突厥人和以后突厥和蒙古诸民族选择宗教的主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