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金佛教文獻館

亞歷山大·伯金博士的佛學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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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佛教

新加坡, 1988年8月10日
修改節錄自:
Berzin, Alexander and Chodron, Thubten.
Glimpse of Reality.
Singapore: Amitabha Buddhist Centre, 1999.

[又見: 和一位精神導師的兩世緣你信轉世嗎?]

我從年輕時就對亞洲文化感興趣。我大約十三歲開始練習哈達瑜伽。十六歲時,我進入羅格斯大學。在那裡我學習了兩年化學。有一門關與亞洲文明的選修 課,對此我非常感興趣。在一次講課中,老 師介紹了佛教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傳播情況 – – 翻譯歷程和佛教對適應不同文化的調試 – – 我對此印象深刻。這正是我應該深入學習的東西。

普林斯頓大學亞洲研究部開設了一門新課程,我就申請並被接受到中國研究分部。我對佛教如何傳入中國、如何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以及後來佛教又如何對中國 哲學產生影響深感興趣。我 也想了解日常生活中如何進行佛教修持。在普林斯頓時,我不知道汪賈格西 – – 一位來自俄羅斯伏爾加地區的卡爾梅克蒙古格西 – – 就住在我附近。汪賈格西主持了 北美第一所藏-蒙寺院。我滿腦子遐想的就是根據佛教教義,思 維和行為會是什麼樣子?

1965年,我去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攻讀“中古中國哲學和歷史”碩士學位。第一年後,我認為要了解佛教如何傳入中國,必須更深入地學習梵文、研究印度佛教。因此,我開始學習梵語和印度哲學。我獲得了“ 遠東語言”和“梵文和印度語言研究”的博士學位。

作為印度佛教研究的一部分,我從1967年開始學習藏語。這時候,我逐漸認識了汪賈格西,只要回到新澤西探望家人,我就去拜訪他。遺憾的是,哈佛距 離太遠,我無法在這位富於啟迪的大師身邊學習。不過,汪 賈格西的學生羅伯特•瑟曼 – – 第一位成為藏傳佛教和尚的西方人士 – – 大多數時間也同在我哈佛的課堂上。他告訴我有關達賴喇嘛尊者的事,還告訴我佛教是流亡 在印度的難民藏人社區的生活傳統。他 還向我介紹了他在印度學習的情況,並說如果我樂意,我也可以像他一樣在印度學習。我迫不及待,申請富布賴特獎學金,決計去印度研究藏人來作為我的學位論 文。 1969年,我獲得獎學金前往印度。

在達蘭莎拉,我見到了達賴喇嘛尊者和他的教師。他們對所敬信和修持的“如在”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0年代,美國大學研究佛教主要是文本的歷史和語言分析。這種課程味同嚼蠟,似 乎我們研究的是幾世紀前曾經存在的東西,像是古埃及的宗教,而不是當代的宗教。但是在印度,藏傳佛教的傳統鮮活真實。我不再是通過沒有對佛法(達摩)個體 經驗的學術而學習,而 是通過那些敬信了解佛陀教義的人而學習。這些教義傳承自佛陀本人而從未中斷,從古到今、師徒相繼。我只是自由地向身邊的高僧大德學習,真是妙不可言。現 在,我 不僅關注佛教如何從一種文化進入另一種文化時發生的變化,同時也關注佛教作為我可以實踐的一種活生生的哲學和宗教。

我開始跟隨大喇嘛(精神導師)那王達毅格西學習來完成我的博士學位論文。我個人也投身於佛教修持。兩年後,達賴喇嘛尊者在達蘭莎拉創建了“西藏文獻 檔案圖書館”,邀 請我的老師給那裡的外國人教導佛教哲學和禪觀。他要求薩巴仁波切和堪隆仁波切 – – 在美國受汪賈格西指導學習了英語的兩位青年喇嘛作為翻譯。當時,我已經為 達賴喇嘛尊者翻譯一些經典。我詢問是否也可以來幫忙,達 賴喇嘛尊者說,“好。但首先你要回到美國,交上論文、獲得學位。”

提交論文時,我謝絕了一個大學教書的職位,返回印度繼續跟隨達毅格西學習。我們完成了更多的筆譯工作,隨著我的藏語口語取得進步,我成為大喇嘛、我 當時的主要精神導師參查什貢仁波切的翻譯。他 是達賴喇嘛尊者的主辯經師和助理經師。我作為口譯陪伴參查什貢仁波切作了兩次世界巡迴傳法。 1983年,這位大德圓寂,幾個國家的佛教中心開始邀請我訪問教學。

從去印度一刻起,我突然意識到佛教給不僅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切實的建議、而且也解答了此前困惑不已的眾多問題。這些問題例如,“我的生活何以如此?我 生活中發生的事何以發生?”佛教的羯磨(業)給出了解釋。發 現這一點非常令人激動,因為這使我對所經歷的有些事情有所感悟。此外,佛教對心智及其運行給出了明晰而理性的解釋。還有,運用佛教方法處理日常事務,我們 就能見證其有效性。這給我巨大的鼓舞,我 找到了完全適合我的正確道路。

在翻譯和教學過程中,我努力將學到的佛學知識以及佛教從一種文化傳播到另一種文化的傳播機制學以致用。我的研究讓我認識到了將佛教介紹到西方世界和 當代社會時需要注意的事項。了 解歷史上佛教如何適應每一新的文化環境,對我們當代社會佛教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