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金佛教文献馆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的佛学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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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对话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
1995年11月,2006年11月修改

亲身投入

我个人关于伊斯兰教 – – 佛教对话的投入是多年来逐渐发展的。在进行关于佛教的环球演讲中,我访问了一些穆斯林国家。其中在有些国家并没有涉及穆斯林听众。例如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我的听众是华裔佛教徒,但是我偶尔也和他们探讨他们与国内占多数的穆斯林的关系问题。我也给中亚几个穆斯林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学生、大学教师、灵修者做了报告。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伊斯兰遗产知之甚少,而对佛教和其它世界性宗教和哲学如何解决后苏联的问题颇感兴趣。1994年,在中亚做了广泛的旅行之后,进一步意识到伊斯兰教 – – 佛教的合作对处理那里更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之潜力时,我恰才投入到一个特定的伊斯兰教 – – 佛教对话当中。

毛里求斯

1994年下半年,我开始了这一对话的非洲之旅,特别在毛里求斯和桑给巴尔。这两个岛国是南亚到非洲大陆海洛因交易的主要中转站。在会晤毛里求斯总统(他是土著的印度穆斯林)时,我们讨论了失业青年中的毒品泛滥,以及毛里求斯宗教社团如何对此处理等问题。总统表达了对这一问题和我相同的关注,对宗教灌注自爱思想、社会支持、激发受影响者的伦理道德等方面和我深有同感。后来,我在毛里求斯大学做了“现代社会下的道德价值召唤:藏传佛教给予我们什么”的演讲。演讲反响热烈。

桑给巴尔

桑给巴尔95%人口是穆斯林。在那里我会见了地方领导人,了解到人们通过伊斯兰教帮助那些想戒掉毒瘾的人成功戒毒的切实例子。当吸毒者每天都专注于沐浴、五次礼拜时,他们没有空虚、闲暇的时日去吸毒。这些例子为吸食毒品的佛教徒得惠于磕头等行为的想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土耳其

1995年春造访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期间,我会见了马尔马拉大学伊斯兰教神学院的伊斯兰法律和宗教哲学系的主任和教授。我提议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观照佛教,就当前大批回族留居西藏面临的问题进行会议讨论,支持佛教 – – 伊斯兰教的宗教和谐。从十七世纪以来就有穆斯林群体定居西藏,他们很好地融入了这个佛教徒占绝对数量的社会,并且至今享受着五世达赖喇嘛给予的法律特权。然而,现在大批人从汉地进入西藏,造成了地方的紧张。

[见: 中原穆斯林的历史速写西藏穆斯林的历史速写回族穆斯林和藏人及其维吾尔人的关系,1996年。]

教授们认为与佛教徒和谐共存,伊斯兰教方面没有问题。他们给出三条理由:有些现代伊斯兰教学者认为先知宰洛祈福礼 – – “来自祈福礼的人”在《古兰经》中提到了两次(21.85和38.48),即指释迦牟尼。因为“祈福礼”即佛陀母国 – – 迦毗罗的阿拉伯语翻译。他们还说,《古兰经》中提到的无花果树是菩提树,佛陀即在此树下达到觉悟。《古兰经》上说宰洛祈福礼的追随者是正直的。其次,比鲁尼和沙里斯坦 – – 两位分别于十一、十二世纪到过印度的伊斯兰教学者记载了当时印度的宗教情况,在解释当地人如何看待佛陀的语境中,他们称佛陀为“先知”。再次,十七世纪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定居西藏,他们依据伊斯兰教律法和当地的藏族妇女结婚安家。

教授们解释说,伊斯兰教对所有“有经人”宽容。“有经人”指接受独一造物主的信众。在八世纪至十世纪阿拉伯治下的信德,伊斯兰法尤其把“有经人”的概念延伸到佛教徒那里,给予和他们治下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相同的地位和权利。我曾经指出,阿拉伯穆斯林在八世纪向中亚扩张过程中首先接触了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的佛教徒。在那里,流传最广泛的佛经是古突厥语本的,稍后是粟特语本。在这些语言中,“达摩”被翻译成“nom”,这是一个希腊语借词,意思是“法律”。回鹘突厥人(回鹘原称回纥,唐德宗元和四年时改称回鹘。由于英文中二者拼写相同,因此统译成回鹘 – – 译注)和蒙古人从粟特语中借用这个词汇,也指“书”。这样,通过中世纪的中亚,佛教徒作为“有达摩的人”也可能被理解成“有经人”。

印度尼西亚

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有六种官方许可的宗教 – – 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原因基于这些宗教都接受一个造物主。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徒将时轮大法中的本初佛 – – 最初始之佛认定为造物主。正如阿底峡游历时所记述,时轮大法在十纪后期的印度尼西亚尤其盛行。现在,关于此法的教义在印尼已罕为人知。

1988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巡回演讲中,我和僧人们就佛教中关于上帝的问题做了诸多讨论。既然本初佛可以被诠释为明光般本初清净的心性,既然轮回和涅磐的表象是心识的功能或造化,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理由为佛教徒接受一个造物主而感到不自在。佛教认为本初佛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驻于每个有情众生。就上帝的本质而言,这是一个神学性质上的差异。许多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思想家断言上帝是抽象的,存在与万物当中。正如穆斯林所言,“真主有许多名号”。

因此,根据在印度尼西亚的经历,我同意佛教以本初佛为基础,确实接受一个造物主,但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诠释。一旦达成这个共识,在土耳其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和伊斯兰教神学家们轻松地展开对话。同年,他们随后邀请我到大学给学生和教师进行佛教和佛教 – – 伊斯兰教关系的演讲。

达赖喇嘛尊者和西部非洲苏菲精神导师的对话

多年以来,达赖喇嘛尊者和世界上伊斯兰教领袖们多有接触。我从土耳其返回印度之后我陪伴迪尔梅奏·迪阿洛博士 – – 西非几内亚世袭的苏菲宗教领袖来到达兰萨拉会晤达赖喇嘛尊者。在谒见前,迪阿洛博士和我就“有经人”的问题进一步做了讨论。迪阿洛博士认为“有经人”指信奉“基源的传统”的人。这可以称为是安拉或者说是上帝的智慧,或者如我给他所说,是基源的彻悟。据此,他欣然接受,基源传统之智慧不仅是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所受启的,也是佛陀所受启的。如果人们信奉这种内在的基源的传统及其智慧,他们就是“有经人”。但是,如果这种传统及智慧反人类和宇宙基本的优秀而聪慧之本性,那么它们也不是“经”。

因此,在此意义上说佛陀是上帝的一位先知是合理的,这也很符合土耳其学者们将“有经人”解释为接受创世之主的说法。本初佛作为明光清净的心性,不仅是基源的彻悟,而且是诸显现之造化者。迪尔梅奏·迪阿洛博士对此颇为心悦,并念诵了一段“圣训”。这段圣训教导教民要寻求知识,即使它远在中国。

迪阿洛博士本人就力行这一段圣训。最后一天,他出席了达赖喇嘛尊者讲授关于寂天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包括其后所做的观音菩萨灌顶。他尤其受到菩萨咒的感染。在西非的苏菲传统中,同样有一种完全超越语言、为一切造化万物寻求完美的功干。

在访问的最后一天,迪阿洛博士和达赖喇嘛尊者作了私人会晤。这位仪态庄重、身着优雅的白色长袍的非洲精神领袖在达赖喇嘛尊者面前情绪激动、潸然泪下。达赖喇嘛尊者没有像平时一样招呼侍从,他亲自到休息室取回一条毛巾,递给苏菲大师拭泪。迪阿洛博士赠给达赖喇嘛尊者一条传统的穆斯林头巾。达赖喇嘛尊者毫不犹豫、将头巾戴上,直到会晤结束。

达赖喇嘛尊者说,如果穆斯林和佛教徒在思考方式上灵活一点,卓有成效、坦诚布公的对话无不可能。这次交流非常热烈、富于感染。达赖喇嘛尊者询问了很多关于苏菲冥修的传统,尤其是西非传统中强调对爱、怜悯和奉献的实践。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迪阿洛博士多年流亡德国。他和达赖喇嘛尊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二人都表示在将来要继续佛教 – 伊斯兰教对话。

返回土耳其

1995年底,我再次访问中东。在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伊斯兰教神学院,我给哲学系的教师毕业生做了报告。该系为土耳其全国培养伊斯兰教宗教教师和伊斯兰教以及其它宗教(包括佛教)的中学教师。教师们对建立伊斯兰教 – – 佛教对话极其热情。我们探讨了创世、天启、道德本源等问题。伊斯兰教强调上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创造原理。有些伊斯兰教神学学派认为创世没有开始。就以明光般的心识为无始现象之无始造物主而言,我们有一个活跃而友好的对话基础。

我在这所大学的初次会谈发表在当地一家颇为流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杂志上,该杂志不仅在土耳其,在中亚各伊斯兰教诸国也被广泛阅读。我所访问学院的协调人说他将在这家杂志上发表我这次所提交讲演稿的土耳其译文。讲稿内容是有关佛教理论及历史,特别是佛教在中亚突厥诸民族中的历史,以及全球的佛教现状。我不仅受邀于1996年底再次访问该学院,而且要与孔亚的苏菲领导、土耳其其他大学师生举行了类似的座谈。

埃及

土耳其之旅后,我去了埃及。在那儿,我受邀在开罗大学做演讲。我接触的第一个团体是政治与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教职员。他们要求我发表关于“佛教思想对亚洲政治与经济之影响”的演说。他们尤其想知道佛教教义如何作用于“亚洲四小龙”诸国的经济腾飞,希望据此利用伊斯兰教的支持使埃及成为“非洲和中东之龙”。他们也希望了解亚洲及其宗教,以便和这些地区形成更好的政治经济联系。他们不想在穆斯林都是原教旨主义者、狂热恐怖分子的误解中被孤立。

这是该学院关于佛教思想的第一次演讲。人们兴趣强烈,热情高涨。他们要求我提供一篇文章,从伊斯兰教视角可以理解的方式介绍佛教基本教义。文章将以英语和阿拉伯语在《亚洲专集》上刊载,该文集在所有阿拉伯语国家发行。1996年6月该期文集出版。

[見: 从伊斯兰教的视角介绍佛教。]

第二天,我给艺术系一年级的三百名研究生在一堂有关亚洲哲学的演讲中就佛教基本教义做了报告,接着在一个本科生的哲学研究会上也做了演讲。学生和工作人员以同样的方式,前共产主义世界的人被饿死在对亚洲的信息。然而,这不,在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精神搜索,但更获得通过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其余部分与世界的联系。最后,在两场演讲结束的早上,十五名埃及外交官在埃及驻巴基斯坦的领事馆遭恐怖分子炸弹袭击身亡,学校里大批学生在抗议。大批的军警、装甲车展开行动,有些人被逮捕。我们必须绕道进入校园。在教学楼外那样的氛围里讲佛教真是别有兴味。

约旦

我访问的最后一站是约旦的马夫拉克。在那儿,我受邀访问艾尔-贝特大学。这所国际性大学于1994年主要由约旦政府创立。学校有2000多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穆斯林国家,还有为数可观的欧洲、北美基督教学生和大量外籍教师。学校创立的目的是扩大伊斯兰教的七大传统之间、以及伊斯兰教和其它世界宗教间的相互了解。我会见了校长,他作为组织者和主要发言人之一将于1995年12月去日本参加一个有关增进佛教 – 伊斯兰教相互了解的会议。他表达了将来在约旦主办类似会议的兴趣。他邀请我1996年年底重访艾尔-贝特大学,进行佛教与西藏、以及二者与伊斯兰教关系的系列演讲,并继续这种对话。校长希望在学校图书馆设立佛教区,并要求我为此提供书目。

在艾尔-贝特大学贝特-希克麦政治科学高等学院,我和教师们就伊斯兰教与佛教之间在现代和古代亚洲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对话。他们特别关注马来西亚 – – 印度尼西亚地区,对了解其他地区亦兴趣盎然。他们要我就泛穆斯林数据库通报介绍西藏穆斯林情况,并邀请我再次访问,讨论经济发展中佛教伦理的作用。我还碰到了来自摩洛哥和叙利亚的访问学者,他们同样对类似的对话兴趣浓厚。

未来展望

正如我所经历,伊斯兰教 – – 佛教对话的主要目的是教育 – – 使互相对对方的信仰和文化有更多了解。印度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的藏人著作和档案在满足这个目标方面起着引领作用。他们已经开始和经我取得联系的伊斯兰各国的大学图书馆交流图书杂志。同时,他们也正和中亚前苏联的诸伊斯兰共和国各大学建立合作,以对佛教 – – 伊斯兰教相互影响的历史作进一步研究。交流和合作的前景是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