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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及苯教五大派别历史导读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
德国、柏林, 2000年一月

今晚,我受邀与大家谈一谈藏传佛教派别及苯教的历史。藏传佛教的四大派别分别是宁玛、噶举、萨迦和格鲁。再加上在佛教入藏前的苯教,就构成五大派别。通常,在上述名称之后,我们会听到“巴(pa)”这个音节。该音节意思是某一宗教的追随者。例如,格鲁巴的意思是一个追随格鲁派的人。

藏王松赞干布引进佛教

要考察藏传佛教派别及苯教的历史,我们需要在时间上回到公元七世纪。七世纪初,一位来自中部吐蕃、名叫松赞干布的国王征服了西部藏人王国象雄,缔造了首个统一的藏人帝国。在那个时代,国王和邻国公主联姻是统一一个帝国的惯用法,因为邻国的国王要攻伐自己爱女所居之国的可能性不大。松赞干布迎娶了中国、尼泊尔以及象雄的公主。这些公主也随即带来母国的宗教传统。中国和尼泊尔公主带来了佛教典籍,象雄公主则带来了苯教信仰。苯教是象雄的本土宗教。

如果从西方历史视角来看,在这最初的时期,佛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唯一的主要发展是当这位国王在帝国境内建造了十三所佛教庙宇。西藏地形颇似躺在地球上的一个女魔,而女魔身上的十三个地点就如同十三个穴位,因此藏王命令在每个地点上建造一所庙宇,以调服及控制西藏女魔的力量。这就是佛教传入雪域的过程。

为了进一步统一帝国,松赞干布希望有一套用来书写藏语的字母。于是,他派遣大臣吞米桑布扎到于阗 – – 而不是传统的藏史所说的印度,去学习文字。于阗当时是位于吐蕃西北部的中亚佛教王国。吞米桑布扎去于阗的路线途经克什米尔,当他到达克什米尔时,发现了他想在于阗拜访的大师正巧也在那里。这就是藏文书写系统出自于克什米尔的典故。正字法分析表明,藏文字母事实上模仿了只有于阗文字具有的特征。此后,吐蕃和中国及于阗的佛教接触更加的频繁,远大于与印度佛教的接触。然而在这时期,苯教在吐蕃的影响力仍然比佛教强大。吐蕃朝廷依旧使用苯教的典礼仪式。

前弘期(宁玛)

八世纪中叶,另一位伟大的藏王赤松德赞登上王位。他曾听闻关于未来佛教在吐蕃发展的预言,根据此预言,他邀请了印度佛教大德 – 寂护大师前来西藏弘法。这位印度住持抵达西藏不久后,吐蕃便发生了一场时疫天花。吐蕃朝中反对一切外域影响的大臣们将这场时疫责难于寂护,并将他驱逐出境。离开吐蕃前,寂护大师建议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大师来化解这灾难。藏王接受了建议。莲花生大师应邀来到吐蕃,顺利排除这些障碍。于是,藏王再次邀请寂护大师返回藏地。当时,雪域已有数座庙宇,他们便在位于拉萨正南方的桑耶建造了吐蕃第一座寺院。寂护大师更为第一批僧人授戒。

莲花生大师在吐蕃时施教不多,主要是藏存了一些经典,因为他认为当时的藏人学佛之因缘尚未成熟。这些经典都属于最高深的密续教义,被称作佐钦、即大圆满法。

此后,很多汉人、印度人和象雄学者在桑耶寺通力协作,主要工作是编辑和翻译各自的宗教著作。不久,佛教成为了吐蕃的国教。当时中国佛教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每隔两年,中国的皇帝就派遣两名僧人前往桑耶寺。当时,中国僧人主要奉行禅宗,它也是日本禅宗之源头。

寂护大师曾预言关于藏人与汉人间的宗教冲突。请切记,宗教的历史并非独立发展;它的发展和政治息息相关。当时,吐蕃和中国之间战事频繁。寂护大师认为藏人应该延请他的弟子莲花戒来解决即将发生的问题。

与此同时,赤松德赞派遣更多的藏人去印度取经,也邀请更多的印度人前来吐蕃,因此更多的经典被埋藏起来。当时,吐蕃与中国及中亚间的战事频繁、而朝中也有许多大臣反对任何来自外域的影响,因此桑耶寺和朝廷中的苯教人士自然受到迫害。毕竟,苯教派系主要是来自于象雄。

在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一方和汉人代表展开了一场教义论辩。汉人败绩。当然,在逻辑论辩中,禅宗大师要击败从印度来的逻辑学大师势不可能。毋须争论,禅宗修行者并没有接受逻辑学的训练。我们可以根据很许多多原因做出假设:这场论辩是一项政治运动,为的是驱逐汉人、采纳印度佛教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形式。和吐蕃毗邻的各国家当中,印度的军事威胁最微小。

我个人比较喜欢从西方科学的观点来叙说历史,而非从藏人笃信的角度来思考。我想前者对事情的陈述会更加清晰及理性化。

此后,陆续出现了更多的译本。九世纪早期,在吐蕃王室的支持下,学者们编纂了梵藏词典,并就风格和术语翻译定制了标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学者们在词典中没有收录任何密宗术语;尽管在当时,密续教义已是极富争鸣的。

九世纪中叶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朗达玛灭佛事件。宗教史将朗达玛丑化为一恶魔,但更客观的描述应可看作是朝廷对于桑耶寺住持及僧侣对朝廷所施加的影响力所做出的反应。政府将太多的税收用于供养寺院,经济负担已经不堪忍受。

实际上,朗达玛所做的只是关闭寺院,而非破坏佛教。他并没有摧毁佛学藏书楼,因为一个世纪后,当阿底峡尊者来到吐蕃时,这些藏书楼仍然存在。寺院外的佛教依旧存在。这之前及此后延续的时期被称为“前弘期”(旧译期),后来称之为“古派” – – 宁玛派。

后弘期

正如以上所提,苯教在数年前便开始迫害佛教。如同莲花生大师及其他大师所做的一样,数位苯教大师为了安全起见,也将苯教典籍埋藏起来。十世纪早期,苯教徒开始发掘这些典籍,当中不仅包括密宗经典、也包括显宗经典。苯教教义和佛教教义颇为相似。在佛教还未开其风气之前,苯教已经开始发展伏藏传统,这点颇为有趣。

十世纪晚期,藏人对于密宗的误解颇多,在宁玛派当中尤其明显,因为这一派别在寺院外得以存留。人们对教义太执着于文字,尤其是对那些与性及暴力有关的事物。对性与暴力的迷恋在社会上并不新鲜;在其他时代,人们一定同样痴迷于彼。

和从前一样,时任藏王派遣学者去印度取回更多经典,并试图正本清源。对教义的误解主要源于没有寺院对佛学与修持提供一套规范。这时,我们便进入了所谓的“后弘期”(新译期)。在这一时期,噶当、萨迦和噶举等佛教派别开始建立。这些名称在印度并不存在。它们得名是因为众多译师前往印度和尼泊尔取经,带回许多不同派别的经典、教义和密乘加持仪式(灌顶)。此外,许多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上师们也来到吐蕃,不同的藏传佛教传承就源自于这些不同的上师。

这一现象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颇为相像。现今,我们看到许多藏人喇嘛来到西方,很难看到他们之间有互相合作,绝大多数的喇嘛开设自己的佛法中心。也有很多西方人士到印度和尼泊尔向流亡的藏人研修佛法,当这些人回到自己故地后,也开设了自己的佛法中心。现在我们有卡鲁仁波切传承、夏玛仁波切传承、索甲仁波切传承、南开诺布仁波切传承、耶喜喇嘛传承、格西土登那旺传承、格西拉布敦传承、创巴仁波切传承等,其它的传承还在陆续涌现。上述当中没有一个传承在西藏存在着。当有西方人士说“我是卡鲁仁波切的追随者”或“我是南开诺布仁波切的追随者”时,我们是以导师来识别自己的派属。西藏佛教不同传承的形成方式和现在西方藏传佛教派别形成的方式是相似的。它们都是前所未有的传承。

正如现今众多修行者追随不同导师一般,那个时代的修行者也是如此。人们修行不同的传承,并以某种方式加以综合,形成了教派间的一种交流。但他们并不建立佛法中心,而是建造寺院。结果当中数支教义鲜明、导师不同的传承结合在一起,形成几个绵延发展的派别,毕竟二百多种风格各异的佛教传承是不可能都保存下来的。因此在后弘期,不同修行方式、经典、密乘灌顶的弘法系统结合在一起,形成噶当、噶举和萨迦派。后弘期前的不同派系形成宁玛派和苯教派别。在此之前是有分散的佛教寺院,并没有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派别。

西藏五大教派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它们只是传统使然,各个来西藏弘法的导师的教义及灌顶法门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个别的教派。这就是西藏五大教派在十世纪末形成的过程。

噶当派和格鲁派

噶当派传承源于印度大德阿底峡尊者。这一派别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洛炯”(lojong)教法。“洛炯”通常译作“心的训练”,但我更喜欢说是“心态的净化”。 噶当派传承分为三个支派。后来,在十四世纪晚期至十五世纪早期,由宗喀巴大师统一并改革,形成了格鲁派。

宗喀巴大师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他几乎遍阅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佛教经典。很多典籍有不同的藏文译本,绝大多数被翻译过三到四次,并有整套的注疏。宗喀巴大师几乎将它们全都阅读过 – – 包括显宗和密宗 – – 并将它们一一进行比较。他阅完后写道,“就此文句言,此本译如此,彼本译如彼;此注释如此,彼注释如彼。但是,这个翻译或者这个解释没有逻辑性,或者无意义,因为彼此矛盾故……”

宗喀巴大师通过这种方法,对所有重要经典的正确翻译和解读做出归纳。他并没有用“此为此文意,皆因我言故”来陈述自己的发现,而是通过逻辑和推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此外,宗喀巴大师特别关注每一典籍中最难懂的篇章,而对这些篇章,每一个人往往都有要跳过去的打算。他的著作构成格鲁派的(理论)基础。

宗喀巴大师有许多弟子。其中一位后来被称为“第一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名号是在第三世达赖喇嘛时才拥有,其尊号是由蒙古人所赐。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取得对西藏的统治,他的尊号也出自于蒙古人。蒙古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结束藏人之间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内战、促进西藏的团结与稳定。尽管达赖喇嘛的体系是来自于格鲁派的传承,但他其实已成为了所有西藏宗教派别的保护者。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主要上师便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世班禅喇嘛”。

萨迦派

萨迦传承主要出自印度大德毘卢巴。毘卢巴的教义称为“兰追”(Lamdray) – – 道果,这是萨迦派的主要教义,融摄了显经密续教法。萨迦派通过早期的五位大师得到了世系的发展,这五位大师皆出自于同一贵族家庭。其中一位名叫八思巴的尊者,在十三世纪时,由蒙古大汗忽必烈赐予他对西藏的摄政权。这一措施在新译时期,第一次实行了西藏的政教合一。

噶举派

噶举派主要有两大支派。一支是香巴噶举,也是后来卡鲁仁波切所引领的传承。这一支系由西藏大师琼布南觉所创办。在十一世纪初期,琼布南觉远涉印度取经。教义主要来自于那洛巴尊者和两位伟大的女性上师 – 瑜珈行者妮古玛和苏卡悉达。

噶举派另一大支派是德波噶举。这一传承由帝洛巴尊者传到那洛巴尊者,再传给玛尔巴上师、米拉日巴尊者和冈波巴大师。继冈波巴大师后,这一支派便分成十二个支系。如今,这十二支系中只有三支流传广泛并为西方世界所熟悉。噶玛噶举派由冈波巴的嫡派弟子、第一世噶玛巴创立。另外两支则是竹巴噶举和止贡噶举。

传统意义上,每一噶举支系都是独立的,并没有一位统领所有传承的宗教领袖。1959年拉萨起义后,现在的西藏难民社区逃往印度,噶举派逃亡者中最著名的即是第十六世噶玛巴。为了利于安置,第十六世噶玛巴被临时选举为所有噶举派系的领袖。现在,不同噶举支系又重新回归到以前各自的道路。

当各新译教派在十一世纪早期涌现的时候,宁玛派的大师们开始发掘以往的伏藏经典。十三世纪时期,龙钦巴收集了这些发掘出的经典,并形成宁玛派的经典依据。宁玛派可能是各种藏传佛教派别中最不统一的一派,该派各寺院有极强的独立性。

利美非宗派运动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利美或者“非宗派运动”。这一运动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在西藏东南部的康巴地区开展。初创时期的大师们都来自于噶举、萨迦和宁玛派。当中最富盛名的可能是第一世蒋贡仁波切蒋贡康楚。发起利美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存当时濒临灭绝的所有派别的传承和经典,其中也包括了格鲁派的传承。

有些西方学者推测开创利美运动的背后有其政治图谋。格鲁派当时极其强势,成为了西藏中部和东北部(安多)的主流教派。此外,格鲁派的信奉者也把持着西藏政府。其它派别可能感觉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可能认为透过这样的合作,不仅能够保存自己的派系,还可以在西藏形成另一团结力量,因此产生了利美运动。

这段关于藏人宗教的五大传统的简介,基本上已经足够了。尽管所提名目繁多,但这对了解历史、了解一些主要人物如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噶玛巴等很有裨益。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避免落入门户之见的臼套,尊重西藏的所有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