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金佛教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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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之前的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历史互动

亚力山大•伯金博士,1995年
略作修订2003年1月,2006年12月

第二部分:早期阿拔斯哈里發帝國(750年 – 9世紀中葉)

(八)東突厥人的皈依

初次接觸佛教

220年漢朝滅亡後,佛教在中國北部很強盛。中國北方處於分裂狀態,先後為不同的非漢人統治。當中最大的佛教支持者當屬地跨內蒙古和中原北部的拓拔氏北魏王朝(386年 – 535年)。

[地圖十六:早期蒙古利亞。]

古突厥人 – – 史載最早操突厥語的民族,作為居住在拓拔氏治下城市中的金屬加工者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然而,他們的族源無疑是來自北方草原的游牧部落。因為他們的聖山烏都鞬位於遠離戈壁沙漠的另一側、拓拔氏統治的蒙古里亞中部地區。

古突厥人信仰一種薩滿教和西方學者稱之為“騰格里崇拜”的混合形式。騰格里崇拜視“天”為超凡大神並崇拜一些山岳,以為它們是力量之源。騰格里崇拜從來沒有發展成一個有組織的宗教,而是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幾乎所有中亞草原上的民族當中,諸如突厥、蒙古、唐古特等。騰格里崇拜的突厥形式支撐了突厥人的社會結構。該結構基於部落層級,其中以一個部落為主導,其首領是所有部落世襲統治者的來源。

因此,根據突厥式的騰格里崇拜信仰,任何一個統治了烏都鞬的首領即被視為所有突厥部落的最高統治者 – – 大汗和突厥社會未來之體現者。如果突厥社會前景敗落,可汗將被視為不可靠、甚至被獻祭。他的兒子將承續大統。

懷著這種信仰體系,突厥人首先在拓拔氏治下的城市裡遭遇佛教。而後者是尤其強調公眾的虔誠和神職人員屈從政府的中國北方佛教形式。這種佛教的社會風格和突厥騰格里崇拜的部落層級思想正相合宜。

出於對拓拔氏統治的不滿,大多數突厥人西遷甘肅,處在柔然政權統治下(400 – 551年)。柔然人控制著從庫車到朝鮮邊境的沙漠、草地森林、包括蒙古里亞一大部分地區。隨著柔然人逐漸皈依東突厥斯坦綠洲諸城邦國于闐 – 吐火羅式的佛教並在境內傳播這種佛教形式,古突厥人也接觸了這一受伊朗影響的佛教。在索羅亞斯德教背景下,佛陀成為“萬王之王”、“諸神之神”。

551年,土門可汗(又作布明可汗)推翻了柔然人的統治。執掌了烏都鞬的守護權後,土門可汗宣布自己為大汗並建立了古突厥汗國。兩年後,汗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

第一東突厥汗國(553 – 630年)以蒙古里亞為中心,為土門可汗之子木桿可汗(553 – 571年)所創建。帝國延襲了突厥薩滿教和騰格里崇拜的信仰傳統。由於該宗教傳統缺乏組織結構,它無力提供一種鍛造一個新民族的團結力量。可汗以柔然和拓拔氏魏國為模式,認識到佛教能勝任此事。由於突厥人已經熟悉中國北方式和吐火羅 – 于闐式佛教形式,可汗急於和這種信仰做進一步接觸並使之適宜傳統突厥信仰。正如佛教僧侶為中國北方佛教諸國的福祉進行祈禱,僧侶們也可以同樣為東突厥汗國祈福。此外,恰如佛陀的近侍已囊括了所有瑣羅亞斯德教諸神而以佛陀為主神之王,還可以再予擴大,涵容眾多突厥神祗(騰格里)。

北魏分裂後,其諸小繼承國延續著對北方佛教的支持。其中有兩國 – – 北齊(550 – 577年)和北周(557 – 581年)成為東突厥汗國的附庸。為志友好,北齊政府為居留長安的6,000多突厥人建造了一座中國北方風格的佛教寺廟。作為對此友好行為的酬答,木桿可汗邀請數名漢僧北上其蒙古里亞駐地來教化民眾。

採用粟特語為世俗語

作為柔然的繼任者,東突厥人統治了吐魯番的吐火羅綠洲地區。此前許多來自蒙古草原和沙漠邊緣的游牧民族如拓拔魏已經接受了中原漢文化、喪失了其民族認同。木桿可汗以之為前車之鑑,希望他的臣民能夠避免重蹈覆轍。因此,東突厥汗國建立不久,他即向吐魯番的粟特商團求助,為行政和財政運作提供一種非漢語的書面語。

可汗選擇了粟特語,因為它是塔里木盆地唯一有書面形式的中亞語言。該語言的使用僅限於世俗事務,首先用於商務,其使用不僅在吐魯番,在沿絲綢之路一線均有發現。當地土語如吐火羅語和于闐語在當時仍然嚴格地限制在口語使用中。

中原和粟特的宗教迫害

574 – 579年,即第二任東突厥可汗佗缽(572 – 581年)期間,東突厥汗國的附庸北齊和北周實施了一次滅佛運動。這主要是源於信奉道教的大臣對政府支持佛教的嫉妒。許多漢人僧侶和四位來訪的喀布爾犍陀羅佛經譯師在闍那崛多(528 – 605年)的帶領下從長安逃到東突厥王廷。在那裡,他們和十位剛從印度取得260部佛經以備翻譯的漢人僧侶會合。後者和他們一樣也受到突厥王廷蔽護。

大約在中國北方迫害佛教的同一時期,薩珊帝國胡斯洛一世(531 – 579年)正大肆迫害摩尼教和他認為是異端的伊朗和粟特的瑣羅亞斯德教派別。這導致了上述教派受迫害的宗教人士流亡東突厥斯坦綠洲城邦的浪潮。摩尼傳教者瑪爾-撒特-奧爾米茲(600年)和流亡團體隨行,由於他的努力,粟特人 – – 尤其在吐魯番 – – 開始首次將他們在國內使用的安息語和敘利亞語的摩尼教經典翻譯成粟特語。這樣做的最大可能是出於他們相信自己的宗教團體有必要保持獨立於國內政權更迭以及滿足他們自身的需要。

首批翻譯成吐火羅語的佛經

自東突厥斯坦崛起至此,佛教經典的傳抄、研究和誦讀主要使用原初的印度諸語如梵語和犍陀羅普拉克里特語,有時也用漢文譯本。沒有證據顯示佛教典籍當時已經被翻譯成中亞諸語,更不用說用中亞語言去著述了。此類活動只是在6世紀中葉才稍顯端倪。

時間上可追溯到這一時期的最早吐火羅語的佛教文本是將梵文經典翻譯成吐魯番方言。或許吐火羅佛教徒受粟特摩尼教徒上述行為的啟發,也欲確保自身及文化特性之故。儘管早期吐火羅佛教大賢如鳩摩羅什(344 – 413年)已經積極投身於將印度佛經翻譯成漢語的活動,吐火羅人仍然保持著自己基於梵文典籍的佛教形式。因為他們視塔里木盆地北緣的綠洲為故土,和歐洲的源族無所接觸,也因為他們的城市被不同域外強權先後統治,保持獨立的文化特性對他們尤其重要。中原的佛教迫害進一步影響他們立志記錄自己的語言、翻譯自己的典籍。

粟特人這一時期放棄將佛教典籍翻譯成母語

然而,吐魯番的粟特佛教徒社團並沒有以粟特摩尼教徒或者吐火羅佛教徒為榜樣,將佛教典籍翻譯成母語或者用母語進行書寫。由於很多可能的複雜原因,這一行動直到一個世紀後才得以實施。讓我們猜想其中的一些原因。

首先,東突厥斯坦的粟特人均屬商人。因此,他們不同於吐火羅人,並沒有感到對所居住城市具有特殊的歸屬感。他們一直將粟特視為母土,而非這些暫居地城市。確立了這一獨特身份之後,當前的棲息地對他們並無歸屬感。

其次,寓居東突厥斯坦的粟特社團的宗教是多元的。維繫他們的是職業和用於商務的書面語言。他們不像吐火羅人一樣需要通過宗教來達此目的。此外,在信仰支持上,和除了粟特和薩珊帝國餘部之外而無所求助的摩尼教粟特人不同,吐魯番的粟特佛教徒可以求救於中國。因此,他們似乎並沒有對自己宗教典籍的語言有特別的倚賴。無論對母土使用的梵文、犍陀羅普拉克里特語典籍,還是他們幫助編訂的漢文典籍,他們同樣感覺無所不適。儘管存在中國漢地的滅佛運動和粟特的宗教動盪,粟特佛教徒在當時顯然沒有發現將佛教典籍翻譯成母語的任何理由。

如果東突厥斯坦的粟特佛教徒希望遠離母土的宗教動盪,在他們的宗教實踐中可以更多使用漢語。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摩尼教同胞面臨著同樣的形勢 – – 除通過母語創建自己的傳統外別無選擇。既然文化上的身份特徵基於世俗生活的諸方面,因為宗教需要而使用漢語,粟特的佛教徒顯然並認為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之受到了威脅。事實上,東突厥斯坦的粟特佛教徒在宗教語言和生活上越來越依靠漢語及漢人傳統的趨勢極有可能受到來到他們中間的摩尼教粟特流亡者的驅動。因為後來也拒絕使用母語為宗教用語。

佛經翻譯成古突厥語

但是,佗缽可汗對粟特人有特殊的考慮。作為新帝國的統治者,他並不希望臣民 – – 東突厥人 – – 在任何方面對漢語有所倚賴。他的前任延循了一項在世俗方面採用粟特語及其文字這一使用外語的政策。由於粟特人沒有自己的國家,這一舉措不會有所威脅。然而,隨著大批漢僧人流亡到東突厥汗國境內,佗缽可汗現在迫切感受到在臣民的宗教生活領域也需要確立和中國漢人不同的認同。因此,他選擇了印度、中國北方和吐火羅 – 于闐三式混合的佛教形式,並將其擴展,涵納了騰格里崇拜等諸元素。中國北方對佛教的迫害足以使他銘記摩尼教在粟特所受到的遭遇,促使他以吐魯番的吐火羅佛教徒和粟特摩尼教徒為榜樣。因此,他在位於蒙古里亞的首府建立了翻譯機構,將佛教典籍翻譯成獨特的中亞形式。

為了和世俗方面保持一致,為自己的臣民建立一個統一的高級文化,佗缽可汗希望將粟特語同樣用於宗教方面。然而,當時並沒有粟特語的佛教典籍。粟特人基於個人使用而對漢語版本的佛教典籍倚賴日增。如果可汗沒有粟特語的佛教典籍、如果使用新的吐火羅語譯本、臣民們將必須再學習一門外語,這只會導致情形更加複雜。建立文化統一唯一可取的解決辦法是使用古突厥語的佛教典籍,但其書寫襲用世俗的粟特文字。因此,可汗邀請了更多的粟特人到蒙古里亞,要求他們改編粟特字母以適應此項需求,並幫助供職於翻譯機構的逃亡漢僧侶完成此項任務。

犍陀羅大師闍那崛多和漢僧同行。他最初主持翻譯機構工作,對可汗的決定很快心領神會。大師此前在于闐有長期經歷,因此能夠不拘泥於嚴格的漢文模式。因此,正如可汗所希望,古突厥語翻譯混合了印度、中國北方和吐火羅 – 于闐佛教的要素和騰格里崇拜等諸方面。這一工程大獲成功,佛教不久就在普通民眾中廣泛流傳,甚至深入東突厥宇內的士卒當中。

分析與總結

中亞歷史的一個普遍特徵是,新王朝的初創者採用業已造就、組織完好的外來宗教作為國教以團結民眾。這在本土宗教傳統完全分裂或者被新興王權的勁敵控制時,這一現象更會頻繁發生。同時,統治者所採用的新宗教的域外勢力也不可太過強大,否則,新王朝又面臨喪失身份認同和獨立的威脅。

東突厥人因而求諸粟特人而非漢人,以幫助他們鞏固汗國。做出這一選擇的另一原因無疑在於城市粟特商人使草原游牧的突厥人了解到了後者所征服的絲綢之路地區的價值,並使他們服膺的重要意義。突厥領導者很快意識到和粟特人的一體化將給突厥人自身帶來巨大利益。

此外,儘管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摩尼教而非佛教,東突厥人尋求了後者而非前者作為維繫他們之宗教。這可能是因為,儘管7世紀50年代佛教在中國北方受挫,但它仍然是當時那一地區最強大的宗教。

589年,東突厥人選擇新宗教信仰的明智之舉在隋朝創建者文帝時得到加強。文帝在佛教的旗幟下成功地重新統一了中國漢地。這一印度宗教在強力鍛造另一個新王朝的過程中展現了它的超然威力。隨著隋朝利用整個中國北方的軍事結盟消滅突厥的努力失敗,後者決定用運自己的語言和粟特文字實踐這一信仰的明智同樣再次得到確證。

一百多年以後,當暾欲谷勸說第二突厥汗國的可汗們放棄佛教而回歸突厥薩滿教傳統的騰格里崇拜信仰風俗時,當中主要原因在於6世紀30年代唐朝消滅第一突厥汗國時佛教表現出的軟弱。因此,為軍事和政治上的成功提供卓絕的力量成為突厥人和以後突厥和蒙古諸民族選擇宗教的主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