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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之前的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历史互动

亚力山大•伯金博士,1995年
略作修订2003年1月,2006年12月

第一部分:倭马亚哈里发王朝(661 – 750年)

(五)第一位穆斯林教士莅临前夕的土蕃

索拉特本阿卜杜拉哈乃斐到达土蕃时,已经有两种宗教得到宫廷支持-和佛教。苯教苯教属于土蕃本土信仰,而后者为土蕃赞普松赞干布(统治时期617-649年)所引进。根据传统藏文献记载,两者之间竞争激烈。然而根据现代学术观念,形势却颇为复杂。

组织化的苯教和藏人传统

苯教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直到11世纪它才拥有和佛教相同的特征信仰。此前,佛教前的藏地,主要由皇室祭礼的诸多仪式组成,例如王室丧葬和签订盟约的繁缛祭祀。这一传统还包括占卜,星相,抚慰有害神灵的仪式以及草药疗救等。

在历史文献中,有组织的苯教可以溯至辛饶-传说中大食东部边界沃莫隆仁的教士。辛一位饶很早时期将苯教带到像雄。来自象雄是藏地一古代王国,其首都位于西藏西部的冈底斯附近。圣山有些现代俄罗斯学者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认定沃莫隆仁是古代伊朗西部的埃兰,而大食即塔吉克斯坦-即大夏方面。这些学者赞同苯教和佛教相似等可以上溯至松赞干布这一说法,认为形成这一系统的动力可能来自一位造访象雄的佛教大贤,或许经由于阗或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时间大约在前1000年初期。历史上,象雄和这些邻近地区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接受了苯教的说法后,他们解释说,这位大德一度滞留象雄,将很多类似佛教的特点和本土仪式相结合。

另一些学者认为,苯教对自己源流的说法是14世纪融合诸多要素的改造。从沃莫隆仁传播苯教到东部地区可以和土蕃将佛教带到蒙古里亚相类比而大食-字面意思是“虎豹之地”可能先后指剽悍的契丹人和蒙古人的地方。

但是,大食(发音为“塔子”或“tazig”)是藏人就梵文词汇tayi(塔义)的音译。在时轮金刚典籍中,tayi用来指非印度人入侵者taiy。而梵文词汇tayi是阿拉伯语或亚兰文词汇(复数形式:tayayahtayyaye)的音译,也可能是现代波斯语的音译形式塔子。塔亚耶赫是穆斯林阿拉伯前最强大的一个部落。从一世纪,Tayy'id,后来是tayayah在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中泛指阿拉伯人。现代波斯语中塔子用来指入侵伊朗的阿拉伯人,例如,和松赞干布同期的萨珊帝国的末代统治者耶兹德格德三世(统治时期632-651年)就这样用过。

可以说,象雄根据地跨伊朗和大夏的萨珊帝国早期(226-650年)使用的中古波斯语词汇tazig派生了tagzig这一形式。毕竟,萨珊人是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而位于大夏的巴里黑是琐罗亚斯德的诞生地。此外,萨珊人对在大夏存在了数世纪的佛教持宽容态度。既然早期苯教中的二元论和琐罗亚斯德教及佛教有许多相似特征,苯教宣称它和佛教的相似源自大食,可以上溯到松赞干布时期,这一说法似乎合乎情理。

然而也很奇怪,松赞干布之前的象雄会采用萨珊人表述阿拉伯人的词汇(大食)来指萨珊人所统治的地区。象雄用“大食”这一名称来指阿拉伯人本身的可能性很小。毕竟,阿拉伯倭马亚人直到651年才征服萨珊,直到663年才征服大夏,此后几年才征服粟特的布哈拉。这已经是松赞干布征服象雄数十年以后了。因此,如果“大食”这一名称在松赞干布之前的象雄就被使用,后来又被借用到藏语中,这只能用来指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伊朗文化区域,或者藏人后来和阿拉伯人发生战争的伊朗文化区域。但这样的可能性一概没有。

较大的可能性是8世纪早期,藏人在大夏和阿拉伯人接触后可能学会了用“大食”意指后者,土蕃朝廷的苯教势力借用了此名称,并以之溯指其宗教发源的大夏地区。这样的一种理论就不会排除苯教源自大夏的主张。

[见: 阿富汗佛教、伊斯兰教信仰的历史速写。]

此外,如果大食这一名称来源的理论正确,藏文采用此词汇可以上溯至用此词翻译梵文版时轮金刚典籍中的tayi一词。首批将梵文版的时轮金刚典籍翻译成藏文是在11世纪中叶而包括了大食一词的藏文译本进入藏地是在1064年。

[地图九:早期土蕃。]

松赞干布和象雄的关系

松赞干布是雅砻-土蕃中部一个小王国的第三十二代统治者幅员辽阔。在开疆拓土,建立从大夏边界到中国(唐朝),从尼泊尔到东突厥斯坦的帝国的过程中,松赞干布征服了象雄。根据史料记载,象雄也曾经一度地跨整个青藏高原。但在被消灭时,它仅统治西藏西部地区。

让我们先搁置象雄边界之四极,在其国力鼎盛时期佛教特征的出现,以及这些特征的可能出处等问题。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松赞干布之前雅砻国王们王冢上所发现的证据作出合理设想象雄的王室祭祀仪式系统在松赞干布的出生地和他征服的西藏西部都很常见。和佛教不同,象雄的仪式并非一个来自域外的仪式和信仰体系,而是全藏区传统的一个部分。

为了巩固政治联盟和自身权力,松赞干布首先迎娶了一位象雄公主。此后,在他统治晚期,他又从中原和尼泊尔各娶了一位公主。和象雄公主完婚后,他就刺杀了最后一位象雄国王 – – 公主的父亲李迷夏。公主这使他能够将藏地本土的皇室崇拜转向他个人和迅速扩张的王国。

输入佛教

松赞干布受中原和尼泊尔妻子的影响而将佛教引进土蕃。然而,佛教当时并没有在普通民众中扎根流传。有些学者对尼泊尔妻子的历史真实性提出疑问,但是那一时期的建筑遗存表明,当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来自尼泊尔文化的影响。

佛教这一域外信仰在当时主要的体现是一组十三座佛教庙宇,这是赞普在国内基于特殊的风水考虑而建造的,其中包括不丹。这是将土蕃的地形看作是一个仰卧的女妖,这些庙宇的地址是根据中原针灸刺疗于女妖肢体不同部分而精心挑选的。松赞干布想以此压制在他宇内敌对恶灵的反抗。

在十三统治座佛教庙宇中,其中较大的一座在距离帝国首都80英里外的地方地。该地后来被称作“拉萨”(意思是诸神之地)。译注那时,该地叫做“逻些”(意思是山羊之地)佛教。西方学者推测有人劝阻赞普在首都建造庙宇,以防触怒传统庙宇神灵。谁组织劳力建造了这些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也有可能是域外僧人。敕建第一座寺院已经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了。

尽管宗教史料中将赞普描写成一位佛教信仰的典范,尽管无疑为赞普之福祉举行过佛教典礼,但佛教典礼并非是土蕃宫廷唯一举行的宗教仪式。松赞干布朝廷里也有藏人传统信仰的神职人员以及支持这一信仰的贵族。在逻些的佛教庙宇里,为本土神灵敕造的塑像和佛教塑像并陈。松赞干布及其继承者和其祖先一样按照佛教前的藏人风俗土葬在雅砻。和600年以后的成吉思汗很相像,这位赞普不仅喜欢本土宗教,也喜欢域外的佛教。因为后者可以增加他的力量,给帝国带来利益。

改造于阗文字

松赞干布利用域外文明提高自己政治力量的又一证明是为藏语引进了一套书写系统。利用象雄和于阗,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悠久的经济,文化联系,赞普向这一地区派出了一支由吞米桑布扎率领的文化使团。在克什米尔,使团遇到了于阗的大师梨瑾(李下巴),李在藏文中意思即于阗,这清楚指明了这位大师的母国所在。在梨瑾的帮助下,使团根据于阗文制定了一套书写藏文的字母。而于阗文从印度笈多直体改编而来。藏文历史记载中混淆了藏文新字母的创制地和其原型所在地,因此都解释说藏文书写系统是基于克什米尔字母。

现代藏族学者发现,在此次文字创制前,象雄已经有书写字母,这就是形成藏文篆体文字的基础。而像雄字母的原型可能也是于阗字母。

松赞干布用新的文字特地让人翻译了200多年前印度作为礼物送给雅砻的一部佛经。但是,那时候的翻译活动极其有限,主要是对中原占星术和中原,印度医学典籍的翻译。佛经翻译极其有限。赞普主要使用这一新的书写系统给战场上的将军们传送秘密军事情报。这是延袭了象雄出于同样目的而使用密码书写信息之传统。

被称为“苯”的反对力量

在土蕃朝廷有一股反对松赞干布庇护并依靠佛教的集团。他们无疑是赞普决定不在首都,甚至在雅砻谷地建造佛教庙宇的幕后人。后来的藏人历史称他们为苯教支持者。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哈乃菲来访时期,这些人对帝国的政策施以很强的阻力。上述这位穆斯林教士在土蕃的传道失败应当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诠释。但是,这些支持“苯教”反对佛教,以及为以后伊斯兰教遭到冷遇的责任人之追随者是何许人也?他们上述敌意之举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藏人学者的说法,“苯”一词的意思是用来控制神灵力量的咒语,也指包括了占卜,星相,理疗仪式以及草药疗救的一种由十二部分组成的系统。

11世纪末之前,苯教还不是一个组织化的宗教。根据一些学者研究,当时藏文词汇bon甚至未见使用。佛教之前的本土信仰及仪式系统包括四种传统的技艺形式,即占卜,星相,理疗仪式以及草药疗救。“苯”一词在帝国朝廷只用于一特定团体。尽管这一“苯”团体包括了一些本土信仰的教士和与之有关系的贵族,这个团体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其政治地位。由于他们是本土占卜传统的追捧者,因此在朝野,甚至包括赞普本人也并不称自己为“苯教信徒”。在朝廷也有并不必然依靠上述四传统的“苯教”贵族。甚至并非每一位本土信仰的教士属于这一团体。就例如,朝内有为支撑皇权崇拜或为帝王丧葬而举行仪式者;朝外也有通过占卜和理疗仪式降伏有害神灵者,但他们并没有被当作“苯教成员”。

因此,“苯教”势力就被限制在朝中自私,保守,尤其排外的反对派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希望自己掌权的一个敌对势力。因为反对赞普,他们自然反对任何能够增强王权的东西,特别反对那些能够增强王权的域外文明。因此,不能像后来的藏人佛教史书所言那样,简单地将这股势力对域外信仰及其仪式的敌视看作是一种宗教上的不宽容。尽管该势力可能曾运用宗教为自己反对佛教的政策辩护-例如,一个佛教徒的出现会触怒本土神灵并带来灾难-但这并没有表示他们必然支持所有的传统宗教信仰毕竟。“苯教”势力并没有包括那些支持赞普,实施本土祭祀形式的神职人员。

这些所谓“苯教”势力反佛教情绪也不是像雄叛乱的信号。本土的神职人员和反对派贵族都无疑来自西藏中部地区,而非外部的象雄。后者属于被征服地,在政治上并不和帝国属于一体。象雄的统治者作为朝廷近臣效力的可能性不大。

简言之,这些后来使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造访无所收获的所谓反佛教的“苯教”势力是一个既不能根据宗教,也不能根据地域来进行区分的团体。这一团体由政治权利动机驱使下反对雅砻王权的反对者组成。他们抵制,阻挠可能加强赞普政治地位,削弱自身地位以及触犯本土神灵的域外各种关系。即便在松赞干布死后,这一势力的排外心理依然有增无减。

松赞干布后两位赞普的统治

在芒松芒赞(统治时期649-676年)-松赞干布后的第一位赞普统治初期,唐朝入侵土蕃,朝廷中这一排外势力发出的预警变得有根有据。唐朝军队深入到逻些,虽然最终被击败,但对土蕃造成了巨大破坏。

在随后的统治期间,芒松芒赞受到来自另一集团的权臣(指禄东赞)的操控。后者曾谋求拓展帝国疆域。这位大臣征服了吐谷浑土蕃东北的一个信仰于阗式佛教的王国和同样属于于阗文化圈的喀什噶尔了。670年,他征服于阗,控制除吐鲁番外的所有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于阗国王逃往唐朝,在那里,唐朝皇帝给予其支持,委派他抵御藏人。

根据于阗文史料记载,在征服这些绿洲国家的时候,藏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包括对佛教寺院及其圣地。然而,藏人很快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然而,这一宗教性的记述可能是基于阿育王原型的改造。阿育王在悔改并皈依佛教前曾经破坏了大量的佛教寺庙和纪念物。不过,有些西方学者正是从这点出发探索藏人和佛教更为严肃的关联。如果当时佛教信仰已经在藏人中很强势,他们就会礼遇这些于阗式佛教寺院,而不是破坏它们。

藏人开始带回一些于阗文佛经选本,并采用于阗式即通过每一音节的词源来翻译佛教术语的方法进行翻译。学者们还将一本此前由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印度医学书籍翻译成于阗文。文化接触就这样双向开始了。随着赞普朝廷和域外建立这样强势的联系,对排外势力的担忧再一次开始增长。

后继赞普杜松芒波杰(统治时期677-704年)和左右了芒松芒赞的权臣部族之间的权力纷争严重削弱了雅砻朝廷。藏人尽管保持着和塔里木南部绿洲地区的文化关系,但已失去了对盆地诸国的统治。然而,土蕃帝国雄心依然。703年,土蕃和东突厥人结盟以对抗中国唐朝。

女皇的统治

这一时期,中国的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684-705年)发动了一场推翻唐朝的政变太后。武则天宣布自己是来世佛弥勒。土蕃杜松芒波杰之母墀玛伦出身于强大的西藏东北一部落。受吐谷浑的影响,该部落对于阗佛教深有同情,也和唐朝波杰关系密切。墀玛伦和武则天去世颇有往来。704年,杜松,她废黜孙子而摄政,直到712年去世。墀玛伦向武则天提亲,为长孙墨阿聪亦称赤德祖赞者迎娶了金城公主。当时墨阿聪只是一名幼儿。金城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她随行带来一名汉地僧人以教化土蕃王室女性。

排外的本土神职人员和贵族对这一关系发展深感不安。像在松赞干布时期一样,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又一次受到汉地僧人的挑战。然而,这一次的威胁更加严峻。因为域外势力出现在土蕃首都。随着招请的这一外来宗教之超自然力更进一步增强了王权,他只们担心本土神灵的报复,就像六十年前唐朝军队入侵西藏中部一样。但在这时候,“苯教”势力只能等待时机。

摄政太后墀玛伦和中原王朝关系和好以后,军事野心也随即从中原转移统治。705年,土蕃与统治犍陀罗和大夏的突厥沙希时期结盟。这次结盟是为了对付倭马亚人712。712年,摄政太后去世,年幼的墨阿聪执政(统治时期712-755年)。金城公主和摄政太后墀玛伦一样,对土蕃朝政影响甚巨。

土蕃-倭马亚联盟

与此同时,针对西突厥斯坦地区的权利斗争仍在继续。715年,阿拉伯大将屈底波从突厥沙希手中夺得大夏后,土蕃突然改变立场和兵戈相见的倭马亚人结盟。土蕃军队帮助屈底波从突骑施人手中夺取了费尔干纳,并准备进兵征伐后者控制的喀什噶尔。藏人和突厥沙希,倭马亚人先后结盟,这无疑是在大夏保一立足点之策略使然,试图在吐鲁番盆地重新建立军事,经济以及政治存在。就他们的行动而言,利益丰厚的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税收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可能有人会尝试性的推测,藏人在前期和突厥沙希结盟保护大夏免遭倭马亚人侵略是因为所谓“苯教”势力认为大夏即大食-苯教的发源地,并妄图阻止对当地主要纳缚僧伽蓝的亵渎。寺院然而,即便有人接受这两个谬妄的前提-当时的苯教是一个组织化的宗教,“苯教”势力是一个以宗教为认同的团体,这一推论依然不能成立。即便苯教信仰的某些方面可能源自大夏佛教,苯教追随者也不会将这些特征看作是佛教的。事实上,苯教信徒后来宣称西藏的佛教徒抄袭了他们的很多教义。

遭到因此,土蕃朝廷的“苯教”势力并没有在大夏领导一场“圣战”,而且,佛教徒也没有如此-如事实所表明,大夏丧失,纳缚僧伽蓝破坏后,藏人并没有继续保护大夏的佛教徒,而是转而和阿拉伯穆斯林结盟。藏人对外政策的主要推动力是基于自利的政治经济考虑而非宗教。

穆斯林使团出使土蕃之分析

为了不开罪倭马亚盟友,妨害二者间关系,717年,土蕃朝廷应哈里发欧玛尔二世的要求,邀请了一位穆斯林教士到土蕃。然而,这和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兴趣之间毫无瓜葛。至多,金城公主可能将其和松赞干布起初将佛教看作是另一支加强王权的超自然力相等量齐观。而在另一方面,土蕃朝中保守的本土神职人员和贵族对这位穆斯林教士可能心怀敌意。他们对这另一支域外力量的影响忧心忡忡,担心其宗教仪式会更加增强王权崇拜而削弱他们自身的力量,并给土蕃带来灾难。

因此,穆斯林教士在土蕃的冷遇主要是由于土蕃朝中的反对派散播的普遍的排外气氛-。这并非表明了一种伊斯兰教佛教,抑或伊斯兰教-苯教的冲突这一。七十多年来,势力针对佛教的敌意不绝如缕。为了详细了解他们的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也契合这一排外范式,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其后在土蕃发生的一些事件。

土蕃的于阗逃难僧人

705年,武则天退位,唐朝复辟。然而,直到武则天孙子玄宗(统治时期713-756年)时期局势才趋稳定。这位强权的皇帝推行反佛教的政策以削弱支持其祖母的力量。720年,一位唐朝反佛教政策的支持者废黜了信仰佛教的于阗王而并取而代之。对佛教的大肆迫害接踵而至,许多佛教徒开始逃亡。在此五年前,因为倭马亚人破坏纳缚僧伽蓝,大量大夏僧人涌入于阗。他们可能预想由于害怕重复在大夏的痛苦经历,于是首先逃离于阗,这也不无道理。

725年,金城公主设法收容了从于阗和中原逃难到土蕃的僧人,并为他们建造了七座寺院,其中一座建在逻些。这一举措使朝中的排外大臣更加恼火。739年,金城公主死于天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将境内所有域外僧人驱逐到土蕃的传统盟友-位于犍陀罗的佛教王国突厥沙希那里及。为了使人们相信本地神灵又一次被触怒,并施行了惩罚,排外大臣们宣称外方人士其祭祀形式在土蕃的存在是流行瘟疫席卷土蕃的罪魁祸首。突厥沙希也是大夏的统治者,而许多出家人来自大夏,因此犍陀罗是僧人们的一个合理去处。最终,大批僧人在地属犍陀罗乌金地区以北的巴蒂尔斯坦山区落脚。

755年,即金城公主去世后十六年,排外集团势力达到顶峰。是年,他们暗杀了大力依靠唐朝和佛教的赤德祖赞(墨阿聪)喜。四年前,即唐朝军队大败并退出西突厥斯坦地区当年,墨阿聪派遣使团到中原以进修佛学-知识。使团由巴尚曾出使唐朝一位使节的儿子率领。755年,唐玄宗在叛乱中退位。“苯教”势力相信,如果他们不能阻止墨阿聪的愚蠢行为,这次出使之后,赞普无疑将邀请更多的汉地僧人为土蕃朝廷效力,这样,不仅他们会失去权力,不久前发生在唐朝的灾难也将再度降临土蕃。结果,在赞普遭暗杀后,他们在土蕃实行了为期六年灭佛。的因此,尽管朝廷邀请了穆斯林教士,但土蕃对伊斯兰教的不接受是土蕃历史上国内政治-宗教冲突的又一事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