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金佛教文献馆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的佛学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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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里亚地区接受藏传佛教之教训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采访记
蒙古, 乌兰巴托, 1990
Buddhists for Peace, vol. 12, no. 1, Ulaanbaatar, Mongolia, 1990, 54.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是一位美国佛教学家,最近受亚细亚佛教和平会议秘书长邀请来到蒙古。他同意并接受了《和平的佛教徒》刊物所做的此次采访。

问:您对此次蒙古之行及亚细亚佛教和平会议总部印像如何?

伯金博士:有次良机能够造访蒙古国和亚细亚佛教和平会议总部,我深感荣幸。我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距离当地卡尔梅克-蒙古社区不远。1967年,我遇到第一位喇嘛 – – 蒙古族的汪贾格西喇嘛。从 那以后我衷心向往能够造访蒙古。1985年12月,我在印度菩提迦耶在时轮灌顶的特殊场合,遇到冈波喇嘛甘丹尊者。当时,我向他表达了造访贵国的意愿。现在,此愿望得以成真。

问:您对蒙古国作为一个佛教国度,如何看待?

伯金博士:贵国对我印象深刻。看到佛教信仰如此坚定,让我尤其感到惊异。在此,我不仅有机会造访乌兰巴托,而且去了额尔登尼召寺和库热特和哈喇和林的村庄。无论城乡,民众对佛教信仰坚定、极 其虔诚。年长的及还俗僧人随着一些原来的寺庙重新开放而恢复佛法传承的热情令人感动。我遇到过好几位杰出博学的年轻僧人,根据他们给我的印象,我认为在蒙古国,佛教的未来富有希望。

问:此行您发现感兴趣的研究了吗?

伯金博士:我深深植根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佛教之教导,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翻译及其对其它地域及文化的适应等问题。我在北美、南美、东欧、西欧、前苏联、非洲、亚 洲及澳洲的三十七个国家做过演讲。蒙 古国之行对我的研究极其有益。蒙古是藏传佛教得到传播、翻译其典籍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历史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例如,在外国有很多关于梵文术语之可译性、仪 式之颂唱及辩经是否要用藏语、僧服是否可以改造、医 学及星相学进一步朝现代化发展等的讨论。蒙古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对帮助有同样问题的其它文化很有价值。同时,就我个人研究的层面而言,我 可以学习很多有关时轮金刚和星相学传承从西藏传入蒙古的东西。

问:您认为和亚细亚佛教和平会议合作的前景怎么样?

伯金博士:我希望能和我所造访和做演讲的大学、研究机构及佛法中心分享我在蒙古的经历。蒙古医学在藏医学中添入了本土的东西,在制药中引入了本土药材,蒙 古星相学对西藏星相学做了改造以适合本土条件,我相信,上述事实将进一步激发在这些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将藏文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翻译成蒙古文和给蒙古青少年教授古藏文的经验尤其富有价值。随 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蒙古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我想这将会激发更进一步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翻译佛教经典、发展佛教、进行类似研究中,亚细亚佛教和平会议在合作与使这些研究可行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 希望我能够继续参与这样的课题。

问:您能对《和平的佛教徒》的读者们讲几句吗?

伯金博士:在致力于世界和平方面,佛教的地位极其重要。世界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如果我们有一颗能够将地球摧毁上百次的炸弹,而 有人拥有一颗能将地球炸毁上千次的炸弹,这将被看作是一种进步而视为好事。但我们必须要将人类的价值考虑在内。另一方面,如果只有精神文明的发展而人们食不果腹,同样不行。因此,如果佛教能和科学携手努力,世 界持久的和平和幸福将是可以实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