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金佛教文献馆

亚历山大·伯金博士的佛学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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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佛教

新加坡, 1988年8月10日
修改节录自:
Berzin, Alexander and Chodron, Thubten.
Glimpse of Reality.
Singapore: Amitabha Buddhist Centre, 1999.

[又见: 和一位精神导师的两世缘你信转世吗?]

我从年轻时就对亚洲文化感兴趣。我大约十三岁开始练习哈达瑜伽。十六岁时,我进入罗格斯大学。在那里我学习了两年化学。有一门关与亚洲文明的选修课,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在一次讲课中,老 师介绍了佛教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情况 – – 翻译历程和佛教对适应不同文化的调试 – – 我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我应该深入学习的东西。

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部开设了一门新课程,我就申请并被接受到中国研究分部。我对佛教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以及后来佛教又如何对中国哲学产生影响深感兴趣。我 也想了解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佛教修持。在普林斯顿时,我不知道汪贾格西 – – 一位来自俄罗斯伏尔加地区的卡尔梅克蒙古格西 – – 就住在我附近。汪贾格西主持了北美第一所藏-蒙寺院。我满脑子遐想的就是根据佛教教义,思 维和行为会是什么样子?

1965年,我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攻读“中古中国哲学和历史”硕士学位。第一年后,我认为要了解佛教如何传入中国,必须更深入地学习梵文、研究印度佛教。因此,我开始学习梵语和印度哲学。我获得了“ 远东语言”和“梵文和印度语言研究”的博士学位。

作为印度佛教研究的一部分,我从1967年开始学习藏语。这时候,我逐渐认识了汪贾格西,只要回到新泽西探望家人,我就去拜访他。遗憾的是,哈佛距离太远,我无法在这位富于启迪的大师身边学习。不过,汪 贾格西的学生罗伯特·瑟曼 – – 第一位成为藏传佛教和尚的西方人士 – – 大多数时间也同在我哈佛的课堂上。他告诉我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事,还告诉我佛教是流亡在印度的难民藏人社区的生活传统。他 还向我介绍了他在印度学习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乐意,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在印度学习。我迫不及待,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决计去印度研究藏人来作为我的学位论文。 1969年,我获得奖学金前往印度。

在达兰莎拉,我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和他的教师。他们对所敬信和修持的“如在”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代,美国大学研究佛教主要是文本的历史和语言分析。这种课程味同嚼蜡,似 乎我们研究的是几世纪前曾经存在的东西,像是古埃及的宗教,而不是当代的宗教。但是在印度,藏传佛教的传统鲜活真实。我不再是通过没有对佛法(达摩)个体经验的学术而学习,而 是通过那些敬信了解佛陀教义的人而学习。这些教义传承自佛陀本人而从未中断,从古到今、师徒相继。我只是自由地向身边的高僧大德学习,真是妙不可言。现在,我 不仅关注佛教如何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关注佛教作为我可以实践的一种活生生的哲学和宗教。

我开始跟随大喇嘛(精神导师)那王达毅格西学习来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个人也投身于佛教修持。两年后,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莎拉创建了“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邀 请我的老师给那里的外国人教导佛教哲学和禅观。他要求萨巴仁波切和堪隆仁波切 – – 在美国受汪贾格西指导学习了英语的两位青年喇嘛作为翻译。当时,我已经为达赖喇嘛尊者翻译一些经典。我询问是否也可以来帮忙,达 赖喇嘛尊者说,“好。但首先你要回到美国,交上论文、获得学位。”

提交论文时,我谢绝了一个大学教书的职位,返回印度继续跟随达毅格西学习。我们完成了更多的笔译工作,随着我的藏语口语取得进步,我成为大喇嘛、我当时的主要精神导师参查什贡仁波切的翻译。他 是达赖喇嘛尊者的主辩经师和助理经师。我作为口译陪伴参查什贡仁波切作了两次世界巡回传法。1983年,这位大德圆寂,几个国家的佛教中心开始邀请我访问教学。

从去印度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佛教给不仅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切实的建议、而且也解答了此前困惑不已的众多问题。这些问题例如,“我的生活何以如此?我生活中发生的事何以发生?”佛教的羯磨(业)给出了解释。发 现这一点非常令人激动,因为这使我对所经历的有些事情有所感悟。此外,佛教对心智及其运行给出了明晰而理性的解释。还有,运用佛教方法处理日常事务,我们就能见证其有效性。这给我巨大的鼓舞,我 找到了完全适合我的正确道路。

在翻译和教学过程中,我努力将学到的佛学知识以及佛教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的传播机制学以致用。我的研究让我认识到了将佛教介绍到西方世界和当代社会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了 解历史上佛教如何适应每一新的文化环境,对我们当代社会佛教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有所裨益。